萤音的三味线彻底停了，手指死死攥着琴拨，指节泛白。龟田却像没看见，自顾自往下说：“说什么14年抗战，太浅了。从丰臣秀吉那时候起，我们就想登陆大陆了，只是当年没能成功。明治维新后更不用说，山县有朋直接把你们东北划成了日本的‘利益线’，这是国策，代代相传的国策！你们觉得我们是突然发难，其实我们准备了上百年。”

“就像对付一头僵死的骆驼，豺狼怎么会不扑上来？”他猛地拍了下桌子，矮桌又晃了晃，“你们自己看看，1937年北平刚丢，王克敏就带着一群人成立了伪临时政府，帮我们管华北的税收和治安；南京陷落后，梁鸿志又搞了个维新政府，连教育都改成我们定的教材。后来汪精卫更直接，在南京建了‘国民政府’，打着青天白日旗，却帮我们征粮征兵，还组织伪军打你们自己的抗日队伍。这些人不是我们逼的，是他们自己凑上来的！”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气顺着鼻孔往外冒：“我们的情报人员穿着长衫，在你们的茶馆里听消息；我们的学者打着考察的旗号，丈量你们的山川地形；甚至你们的科举档案、地方志，我们都翻遍了——你们中国人自己不珍惜的东西，我们比你们还当回事。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民，我们不进占，难道等着别人来捡便宜？这就是丛林法则！”

雪子端着新的冷盘进来，脚步轻得像猫，刚想把盘子放在桌上，就被龟田挥手拦住：“不用换，听我说话。”他转头盯着我，眼神里的傲慢几乎要溢出来，“曹君，你们课本里只会写日军多凶残，却不会写有多少中国人帮我们运军火，多少商户给我们送物资。那些历史你们看不到，也不敢看——因为那会戳破你们‘众志成城’的谎话。”

我指尖的酒杯早已凉透，却依旧稳稳地攥着，没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窗外的风突然大了，掀得纸窗哗啦响，倒像是谁在暗处发出的一声冷笑。龟田见我始终沉默，以为我被他的“真相”镇住，愈发得意，又开始絮叨起伪满洲国时期如何利用汉奸管理矿山，如何靠着从东北掠夺的资源发展军工，唾沫星子溅在桌面上，与那精致的冷盘格格不入。

龟田见我始终沉默，只当我是被他说中了要害，脸上的得意几乎要漫出“松风阁”的纸窗。他又给自己倒了杯清酒，指尖沾着酒液在桌面上画圈，圈出的痕迹歪歪扭扭，却像在他眼里成了某种“预言”。

“曹君觉得我在胡说？”他冷笑一声，酒气混着唾沫星子喷在空气中，“你们总说‘汉奸’是过去式，可我告诉你，只要有利益，汉奸就永远不会少。当年我们占东北，最先给我们递消息的是你们的税吏；占华北，帮我们征粮的是你们的乡绅；到了江南，替我们管理工厂的是你们的民族资本家——这些人哪个不是先富起来的？哪个不是把‘家国’挂在嘴边，转身就把脊梁骨卖给了外人？”

他猛地拍了下桌子，渍梅子的核滚到榻榻米缝里，他也不管，只顾着往前探身，眼神里透着股近乎疯狂的笃定：“现在你们搞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好啊，这就给我们留了机会！那些住别墅、开豪车、把孩子送出国的老板，你以为他们真的在乎什么‘家国情怀’？他们在乎的是手里的钱能不能再多些，在乎的是自己的生意能不能在日本的企业里分杯羹！”

“去年我去大阪参加贸易会，碰到个中国的地产商，”龟田掰着手指，像在炫耀什么战利品，“他跟我谈合作，说只要我们帮他拿到东京的地块，他愿意把国内项目的三成利润分给我们。我问他‘不怕被人说汉奸吗’，你猜他怎么说？他说‘生意就是生意，家国情怀不能当饭吃’——你听听，这就是你们先富起来的人！”

他端起酒杯，却没喝，只是晃着里面的酒液，冰块撞着杯壁的声响格外刺耳：“他们的私心早就膨胀到装不下家国了。平时捐点钱做慈善，就把自己包装成‘爱国企业家’；可真到了关键时刻，只要我们给的利益足够多，他们能把你们的基建图纸、能源数据，全打包送到我们手里！这就是人性，是你们中国人自己没看透的人性！”

“我不敢说现在的日本能打赢中国，”龟田的声音压得更低，却带着股穿透力，像毒蛇吐信，“可我敢断言，真要是有一天，我们再想做点什么，你们的汉奸绝不会比当年少！那些在海外有资产的、跟我们日本企业有合作的、甚至只是想保住自己富贵生活的人，都会成为我们的‘助力’——他们会帮我们说话，帮我们疏通关系，帮我们把你们的‘团结’撕开一道口子！”

我终于开口，声音冷得像窗外的夜风：“龟田议员，你说的这些人，不是中国人的大多数，只是少数被利益熏心的败类。”

他却猛地打断我，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败类？曹君太天真了！等利益足够大的时候，‘败类’就会变成‘聪明人’！你们的历史早就证明了，只要能保住富贵，总有人愿意当‘聪明人’——而我们，只需要给这些‘聪明人’递一根稻草，他们就会顺着稻草爬到我们这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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