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时，宫泽追出来，塞给我们一张光盘：“这里面有1945年日军士兵的忏悔录音，是我在家族仓库里找到的——我爷爷是第六师团的军医，他说‘每天解剖的中国人，比治疗的伤员多’。”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你们知道吗？日本的历史教材审定委员会里，有六个成员是‘历史修正主义协会’的，他们去年删掉了‘慰安妇’相关的全部内容。”

电梯下降时，清禾把光盘塞进包里，和那半本日记贴在一起。“你发现没？”她望着跳动的数字，“他们总说我们不宽容，可他们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就像偷了东西的人，一边炫耀赃物，一边怪失主追得太紧。”

走出写字楼，暮色正漫过歌舞伎町的霓虹灯。清禾突然停下，指着大屏幕上的首相讲话——“要构建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她笑了笑，眼里的光比霓虹还冷：“没有正视过去的勇气，未来不过是谎言的延续。”

街角的自动售货机亮着冷光，最便宜的矿泉水要一百日元。我想起宫泽说的，1943年日军在华北征收的粮食，足够养活两千万人，却让三百万中国农民饿死。

“明天去研究会，”清禾的声音裹着晚风，“把祖父日记里的细节都带过去。有些伤口，不是你假装看不见，就会自己愈合的。”

夜色渐深，电车轨道旁的樱花落了满地，像谁没擦干净的血迹。宫泽给的光盘在包里发烫，我仿佛听见那些被掩埋的声音——防空洞里的哭嚎，实验台上的呻吟，还有南京城墙上，三十万个未闭的眼睛。

会议室的空调嗡嗡作响，将窗外的蝉鸣滤成模糊的白噪音。清禾将笔记本电脑推到桌面中央，屏幕上正跳着日本雅虎论坛的热帖标题——“中国若真有宽容传统，为何至今不肯原谅日本？”底下的跟帖已经突破五千条，红色的“热议”标签像块烧红的烙铁。

“这就是他们典型的逻辑。”清禾的指尖在触控板上滑动，停在一条获赞两千的留言上，“你看这条：‘德国总理都下跪了，犹太人也没天天提集中营，中国人太记仇。’”她抬眼时，睫毛上沾着细碎的光，“他们永远不懂，原谅的前提是认罪，不是受害者单方面的大度。”

坐在对面的宫泽猛地拍了下桌子，他那件印着“反战青年会”的T恤被震得发皱。“我来反驳！”这个早稻田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抓起马克笔，在白板上划出两道平行线，“1970年勃兰特下跪时，西德已经通过《联邦补偿法》，向超过46万犹太幸存者支付了约770亿马克；而日本呢？”他转身指向身后的投影屏，上面的数字突然放大——“截至2023年，日本政府对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诉讼，胜诉率为0。”

后排突然传来窃笑。穿西装的吉田晃了晃手腕上的百达翡丽，表壳反射的光扫过我们的脸：“宫泽君还是太年轻。你们知道吗？去年日中贸易额突破3500亿美元，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半导体设备占全球市场份额47%。这种时候提赔偿，不是破坏友好吗？”他掏出手机，点开一个视频，“看看这个，中国网红在东京买马桶盖的视频，播放量破亿呢。”

清禾突然笑出声，笑声在空调的嗡鸣里显得格外清冽。“吉田先生知道‘731部队’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吗？”她没等对方回答，已经调出另一份文件，“根据哈尔滨社科院的调查，现存的活体实验受害者平均年龄91岁，他们中的87%，连日本法院的立案通知都没收到过。”她顿了顿，指尖点在屏幕上的照片——一个缺了右腿的老人正对着镜头流泪，“这位周老先生，1943年被抓去做冻伤实验，现在每个冬天都要靠止痛药度日。他要的不是钱，是一句道歉。”

角落里的田中突然站起来，他的公文包“啪”地砸在地上，露出里面的《朝日新闻》剪报。“我父亲1944年在徐州当过军医！”老人的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蛛网，“他日记里写着‘每日解剖三名中国人，肝脏用于培养鼠疫杆菌’！”他抓起剪报往桌上摔，泛黄的纸页上印着2015年日本政府的声明：“731部队相关档案因战火销毁，无法证实存在人体实验。”

“档案销毁？”我突然开口，将U盘插进电脑，“这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解密的1947年文件，盟军最高司令部对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的讯问记录。”屏幕上的英文清晰可见：“石井供述，1939-1945年间，至少3000名俘虏被用于实验，无一生还。作为交换，美国获得全部实验数据。”我抬眼看向吉田，“你们的‘友好’，就是把这些藏在实验室的冰库里吗？”

吉田的脸涨成猪肝色，抓起茶杯往桌上墩，茶水溅在他锃亮的皮鞋上。“那是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他突然提高音量，“中国古代还有‘以德报怨’的说法，你们现在这么咄咄逼人，算什么礼仪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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