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漫过电车轨道时，我们坐在中华街的面馆里。清禾把卤蛋剥得完整，蛋白上沾着细碎的葱花。“等会儿进去别说中文，”她用筷子尖戳了戳蛋黄，橙黄的流心慢慢晕开，“松本说他们不排斥外国人，可我们先当回听众。”

居酒屋的暖帘上印着褪色的“藏”字，掀开时混着烧酌和烤秋刀鱼的香气扑面而来。松本坐在吧台最里侧，看见我们便抬手招呼，他的西装袖口沾着墨迹，像刚从书堆里钻出来。“这是我的学生，吉冈；那位是在三菱上班的内海；穿和服的是佐伯奶奶，以前在NHK做过记者。”他的日语带着关西腔的柔和，“这位是清禾，那位是……”

“叫我曹就好。”我微微欠身，眼角的余光瞥见墙上的挂历，红笔圈着明治维新的日期。

角落里的暖炉烧得正旺，烤网上海苔的焦香漫过来时，吉冈先站了起来。他的学生证别在帆布包上，早稻田大学的字样在暖光里发着浅白的光。“说到战争，我爷爷总说‘那是场被野心家绑架的劫难’，”他指尖在吧台上划出一道线，“他1943年被征召到马尼拉，负责看管仓库里的橡胶和锡矿。他说每次清点那些印着‘南洋拓殖会社’的箱子，都能闻到橡胶里混着的血味——当地人反抗时被打死在橡胶园里，血渗进泥土，跟着胶乳一起被收割。”吉冈忽然攥紧拳头，指节泛白，“可去年家族聚会上，叔公却说‘要不是那些资源，战后哪能重建得那么快’，这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内海把玻璃杯底的冰块磕得脆响，他的领带松垮地挂在颈间，领带夹上的三菱标志闪着冷光。“我父亲在神户港当装卸工，80年代常跟我讲起那些从中国运回的‘战利品’，”他往杯子里倒烧酌，酒液撞出细密的泡沫，“不是金银珠宝，是机床和图纸。他说1946年美军清查仓库时，发现三井物产从沈阳搬走的纺织机械，足够装备十个工厂。那些东西后来成了丰田纺织的基础，我母亲年轻时就在那里做工，拿工资给我买过美军罐头。”内海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去年公司组织去靖国神社，社长说‘要感谢那些为国家牺牲的人’，可我站在那里，总想起父亲说的——那些机器上的铁锈，说不定是中国人的血凝成的。”

佐伯奶奶用小茶壶给自己续了茶，她的和服纹样是江户时期的浮世绘，袖口磨得发亮。“昭和二十年夏天，我在广岛的亲戚寄来封信，”她的声音像浸过温水的棉线，柔软却有韧性，“信里说‘皇军在南京的战绩，让我们在防空洞里都觉得光荣’。可三个月后，原子弹落在广岛，她的儿子——我的表兄，那个在步兵联队当文书的年轻人，连骨灰都没剩下。”老人摘下眼镜，用和服袖口擦了擦镜片，“现在去靖国神社的，大多是像我这样的老人。不是崇拜战犯，是想在那里找到表兄的名字——哪怕知道他的‘功绩’，是别人的苦难换来的。这种心情，就像捧着淬了毒的糖，明知有毒，却舍不得扔。”

松本往暖炉里添了块木炭，火星噼啪地跳起来。“我研究过1938年的《国家总动员法》，”他从公文包里掏出本泛黄的旧报纸，头版印着“产业报国”四个黑体字，“当时的工厂主把女儿送到‘挺身队’，说是‘为了国家获取资源’，其实是为了拿到军部的订单。那些从中国掠夺的煤炭，在九州的钢铁厂炼成军舰，又开到太平洋去打仗。现在的教科书说‘那是场错误的战争’，可当年的普通人，不少是既得利益者——我祖父的酱油厂，就是用从朝鲜半岛运来的廉价大豆，才在战时扩大了三倍。”

居酒屋的钟敲了九下，暖炉里的木炭渐渐红透。我看着清禾，她正往小碟里挤芥末，绿色的膏体在酱油里慢慢化开，像片晕开的青苔。没人注意我们两个沉默的听众，吉冈在争论“为什么学校不教南京事件的细节”，内海在抱怨“公司年会还在唱战时军歌”，佐伯奶奶用茶筅搅着抹茶，绿色的泡沫浮在碗沿，像层凝固的春溪。

雨又开始下了，清禾把传单折成小方块塞进兜里。“听见没？”她的声音混着雨声，“他们没回避那些肮脏的细节，却也没单纯地骂谁是魔鬼。就像佐伯奶奶说的，那代人心里，光荣和罪恶缠成了死结。”

我望着窗外的霓虹灯，那些光在雨里晕成彩色的雾。车厢里的上班族在看手机，屏幕上是日元汇率的涨跌，有人对着新闻叹气，有人对着漫画笑，没人知道刚才那间居酒屋里，几个日本人正把自己国家的战争记忆，像解剖标本似的，一点点剖开，露出里面纠缠的血管——有荣耀，有羞耻，有得利者的沉默，也有受害者的哀嚎。

居酒屋暖炉里的木炭爆出一串火星时，穿藏青色制服的远山推门进来。他的肩章还没摘下，明显是刚从自卫队驻地赶来，军靴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松本老师，听说你们在聊‘国家的路’？”他把军帽往吧台上一放，帽檐的阴影刚好遮住半张脸，“刚才在营区听见几个新兵说‘战争是错误’，简直是笑话——没有甲午战争的赔款，哪来的八幡制铁所？没有满洲的资源，昭和初年的电气化怎么推进？”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