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自动贩卖机时，两个上班族正弯腰取饮料。易拉罐拉开的“嗤”声里，他们互相点头，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滑动，指尖的汗濡湿了按键。贩卖机的出货口，还留着前一个人没拿走的瓶盖，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恩赐公园的湖在晨光里泛着银。岸边有老人喂鸽子，面包屑撒得匀，指尖捏着包装袋的边缘，像捏着张易碎的纸。鸽子飞起来时，他的帽檐压得更低，遮住了半张脸。

穿校服的女孩们结伴走过，帆布鞋踩在石板路上，步子迈得齐整。其中一个掏出手机，其他人立刻收声，屏幕的光映在她们脸上，忽明忽暗。有人的书包上挂着铃铛，走起来却没声响，像被风捂住了嘴。

湖边的长椅上，一对老夫妻并排坐着。老太太喂老先生吃橘子，指尖捏着橘瓣递过去，老先生张嘴时，两人的目光都落在湖面的水鸟上。风掀起老太太的披肩角，老先生伸手去按，指尖刚碰到布料，又收了回来。

绕湖走半圈时，看见穿和服的姑娘在拍照。振袖的金线在阳光下闪，她对着镜头鞠躬，角度刚好四十五度，樱花落在肩头，她抬手拂开的动作，像按了暂停键的钟摆。

迎面走来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车里的孩子正哭。她弯腰拍了拍，掌心在婴儿背上画着规整的圈，另一只手却在口袋里摸出计时器，屏幕上跳动的数字红得刺眼。

回去的路上，路过一家老书店。老板趴在柜台上打盹，阳光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淌，像一汪暖融融的蜜。风掀起书页，他头也没抬，只是伸手按住，指尖在纸页上停顿片刻，又落回原处。

街角的樱花落了满地，被风吹着打旋，粘在匆匆走过的鞋跟上。有人停下来系鞋带，旁边的人绕着走，脚步轻得像踩在棉花上，生怕惊扰了什么。

清禾忽然攥紧我的手，掌心的汗混在一起。远处传来卖鲷鱼烧的叫卖声，甜香裹着风飘过来，穿西装的男人买了一个，用纸巾垫着，却没吃，只是捏在手里，步子没慢半分。

走到公园出口时，清禾忽然停住脚。阳光穿过樱树枝桠，在她脸上织出细碎的光斑，她望着不远处社区服务中心的牌子，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

“刚才那老人的轮椅，你瞧见没？”她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点飘忽，“扶手包着厚厚的绒，轮子碾过石板路，一点声都没有。”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几个穿制服的人正扶着老人上台阶，动作规范得像教科书里的插图。“听说他们的介护保险，七十岁以上都能申请。”我想起之前查过的资料，“连上门洗澡都能报销。”

清禾低头踢了踢脚下的樱花瓣：“早上路过的那个保育园，看见门口贴的告示没？三岁以下的孩子，入园费全免，还管两顿饭。”她忽然笑了笑，“咱们住的那栋楼，电梯里永远有婴儿椅的固定扣，连盲道的砖缝都比别处深半分。”

湖边的风忽然大了些，吹得她头发乱了。我伸手替她别到耳后，触到一片微凉：“前阵子看新闻，说他们的医疗费自付比例只有三成，要是低收入群体，还能再降。”

“可你不觉得冷吗？”她抬头时，眼里的光像被云遮了的月，“昨天在便利店，看见个老太太拿药盒里的说明书，手指抖得厉害，旁边的店员鞠躬鞠得标准，却没一个人帮她念。”

我们沿着人行道慢慢走，路过一栋挂着“地域福祉中心”牌子的建筑。玻璃门里，几个老人正对着电脑填表格，屏幕亮得刺眼，他们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得迟疑，像在摸陌生的石头。

“战后那会儿，他们搞‘国民皆保险’，”清禾忽然说起这些，声音轻得像怕被风吹走，“从昭和三十年代开始，生下来就有健康保险，老了有年金，连丧葬都有补助。”她踢到一颗石子，石子滚进排水沟，发出闷响，“听说光是养老金体系，就分了厚生年金、国民年金好几层，像叠积木似的，密不透风。”

路过一个自动体外除颤器的箱子，红色的外壳在阳光下格外显眼。清禾停下来看说明，指尖划过“全市覆盖率98%”的字样：“这东西好是好，可真要有人倒下了，旁边的人敢不敢动？”她忽然想起什么，“上次看纪录片，说他们的护理人员持证上岗率100%，可老人院里的监控，比医院的ICU还密。”

街角的公告栏上，贴着儿童补贴的通知，打印得整整齐齐。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驻足，手指点着“每月1.5万日元”的数字，脸上没什么表情，像在算一笔与己无关的账。

“这些福利哪来的？”清禾忽然问，目光落在远处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五六十年代经济腾飞时攒下的家底，还有那笔高达25%的消费税。”她忽然笑了，“听说他们连垃圾处理都算在税里，分类错了要罚款，所以每条街上的垃圾桶，比邮筒还少。”

我们走进一家咖啡馆，侍者端来冰水，杯壁上的水珠滚得整齐。清禾看着窗外，一个穿校服的女孩正拿学生证领免费的午餐券，动作熟练得像在做广播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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