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失败的反抗，像一场短暂却后劲十足的重感冒，让张磊消沉了好几天。

他最终还是按照李姐的意志，亲手处理了食品加工厂的“后事”。他带着法务和几个从社会上请来的“安保人员”，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了工厂的大礼堂里，对着台下几百双或愤怒、或麻木、或哀求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宣读了那份冰冷得不带一丝人情味的遣散方案。

他没有理会台下爆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咒骂和哭喊。

他在那几个“安保人员”的簇拥下，平静地签署了文件，平静地看着工人们排着队，领取那笔少得可怜的、足以让他们闭嘴的遣散费。

当他走出工厂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灰扑扑的厂房。他知道，从这一刻起，它就已经死了。而亲手将它送进坟墓的，是自己。

那天晚上，他回到别墅，第一次，主动地、近乎粗暴地，向李姐索取。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兽，用最原始、最疯狂的方式，试图在这种肉体的纠缠中，发泄掉心中那股巨大的、无处安放的屈辱和罪恶感。

李姐似乎很享受他这种失控的样子，也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回应着他。

在那场近乎惨烈的、充满了征服与被征服意味的欢爱过后，李姐像一只慵懒的猫，蜷缩在他的臂弯里，用手指轻轻地在他结实的胸膛上画着圈。

“还在为工厂那点事耿耿于怀？”她轻声问道。

张磊没有说话。

“傻瓜。”李姐笑了笑，声音里带着一丝胜利者的宽容，“等你看到那块地皮的转让合同上的数字时，你就会感谢我今天的‘心狠’了。”

她顿了顿，语气变得有些意味深长。

“记住，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实在的东西。它能抚平一切的伤口，也能洗刷一切的罪恶。”

张磊依旧沉默着，只是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他知道，他说服不了她。就像他，也渐渐说服不了自己。

从那以后，他便将自己所有的良知和挣扎，都深深地埋藏了起来。他不再去思考对错，不再去纠结底线。他变成了一台最精准、最高效的赚钱机器，忠实地执行着李姐下达的每一个指令。

公司的业务，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

食品厂那块地皮，在陈县长的“关照”下，不到三个月就走完了所有流程，成功地从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李姐甚至还没来得及对外挂牌，就已经有几个外地的开发商闻风而动，争先恐后地带着重金找上门来。

最终，那块当初只花了两百万就拿到手的地，被一个福建老板，以一千二百万的天价，成功拍下。

净赚一千万。

当张磊看着银行账户里那一长串冰冷的数字时，他不得不承认，李姐是对的。

在巨大的利润面前，那几百个下岗工人的哀嚎，和自己那点可笑的“妇人之仁”，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他的心，也随之变得越来越硬。

然而，随着公司的现金流越来越充裕，一个新的、让他感到不安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作为公司的总经理，每个月的财务报表，都会准时地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以前，他只是粗略地扫一眼总的营收和利润，便会签字存档。

但自从食品厂那件事之后，那颗怀疑和反抗的种子，虽然被他强行压了下去，却没有真正死去。它像一根看不见的刺，扎在他的心底，让他开始下意识地，对李姐的每一个决定，都多留了一个心眼。

他开始仔细地、逐条地，审查公司的每一笔账目。

很快，他就发现了问题。

他发现，从大概半年前开始，公司的账目上，就频繁地出现一些名目模糊、数额却极其巨大的支出。

比如，“市场渠道公关费”，每个月都有几十万。

“重点项目信息咨询费”，动辄上百万。

甚至还有一笔“企业文化建设海外考察费”，高达两百万！

这些费用的支出，都没有任何详细的报销凭证，没有合同，也没有具体的经手人，只有一个审批签字——李姐。

张磊的眉头，越皱越紧。

他心里很清楚，他们这种生意，确实有很多见不得光的“灰色支出”。给领导送礼，给关系户回扣，这些都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但数额，绝对到不了这么夸张的地步！

一个月几百万的“公关费”，他们这是在公关谁？省长吗？！

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这些不明不白的资金，流出的时间节点，都非常巧妙。每一次，都是在公司刚刚回笼了一大笔现金流之后。

比如，造纸厂那个项目的第一笔利润到账后，账上就多了一笔一百五十万的“信息咨询费”。

再比如，这次食品厂的地皮转让款一到账，公司账上立刻就又多了一笔两百万的“海外考察费”！

可他作为公司的总经理，从未听说过公司有任何“海外考察”的计划！

一个可怕的念头，像一条冰冷的毒蛇，缓缓地，从他的心底，探出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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