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江的话音在夜风中微微发颤，张作霖却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必多言。

有些事，做了便做了，至于惊醒了谁，是龙是蛇，一并接着便是。

翌日清晨，前门火车站的汽笛声撕裂了北京城尚未完全苏醒的宁静。

蒸汽如龙，缠绕着冰冷的铁轨，吐出最后一口白雾后，一列从关外来的火车缓缓停靠。

车门打开，涌下的人潮中，一个身影显得格格不入，佝偻得如同秋风中的残荷。

他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旧拐杖，另一只手死死地抱着一个半旧的铁皮盒子，像是抱着自己亲生孩子的头颅。

走下站台的那一刻，他浑浊的双眼再也绷不住，两行老泪决堤而下，滴落在满是尘土的站台上，瞬间洇开一小片深色。

“爹……我到了……到了啊……”他喃喃自语，声音嘶哑得像是破旧的风箱。

王永江早已在站台等候，一身便服也掩不住那股子精明干练。

他快步上前，稳稳扶住那摇摇欲坠的身影。

“陈墨言，陈先生？”

那老者抬起头，露出一张布满沟壑的脸，他嘴唇哆嗦着，看了王永江半晌，才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我就是……家父当年是户部司官，在那份国书上签了字，回来没几天，就投了后院的井……他说，没脸见祖宗。这本账，这本要了命的黑账，我在炕洞里藏了整整二十年，就等一个敢烧它的人！”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激动得全身都在颤抖，怀里的铁盒被他勒得更紧了。

王永江眼眶一热，伸出双手，郑重地扶住陈墨言的胳膊，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陈先生，您受苦了。大帅有句话托我带给您——谁替国家背过锅，谁就是咱们国家的爷！今天，您不是来伸冤的，是来给祖宗挣脸的！”

“爷？”陈墨言咀嚼着这个字，突然放声大笑，笑声里却全是泪水，“好！好一个‘爷’！那今天，我就当一回爷，让那帮西装革履的洋人看看，他们的‘文明贷款’，底下到底垫了多少咱们中国人的血骨头！”

上午十点，外交部旧址，临时改成的记者发布会现场早已是人声鼎沸，镁光灯跟不要钱似的疯狂闪烁。

中外记者泾渭分明地坐着，洋人记者们交头接耳，脸上带着几分看戏的傲慢，而中国的记者们则个个面色凝重，紧握着手中的笔杆，像是握着刀枪。

张作霖一身戎装，龙行虎步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王永江和那位颤巍巍的陈墨言。

他没说一句废话，走到台前，将那个铁皮盒子“哐”一声砸在铺着天鹅绒的长桌上，巨大的声响让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各位记者朋友，今儿请大伙来，不为别的，就为看个宝贝。”张作霖环视一圈，目光如刀，最后定格在那些洋人记者脸上，咧嘴一笑，露出满口白牙，“一本写了二十多年的账，一本能让死人从坟里气得爬出来的账！”

他亲手打开铁盒，取出一本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账册，正是那本《庚子赔款黑账》。

他将账册摊开，泛黄的纸页上，字迹却如刀刻斧凿，充满了血与泪的控诉。

“英美银行抽头三成，说是‘手续费’；本金未动，利息先翻一倍，美其名曰‘风险金’；天津港、秦皇岛的矿权直接拿去做抵押；甚至还有一条，‘中国沿海五十里内，永不得设防’！”

每念一条，张作霖的声音就沉一分，现场中国记者的脸色就白一分。

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账房被请了上来，他哆哆嗦嗦地捧着另一本更为古旧的账册，声音发颤：“这是……这是光绪二十八年，我们海关的实录……洋人报给朝廷的账，跟他们自己银行的底账，根本对不上！他们是做的阴阳账啊！”

“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张作霖冷哼一声，看向翻译席，“林小姐，劳驾，把这些‘文明条款’，原原本本，翻译给我们的国际友人听听。”

一位身穿素雅旗袍、气质如兰的年轻女子站了起来，她便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数国语言的林小姐。

她深吸一口气，开始用流利的英语翻译。

起初还很平稳，可当念到“每支付一百两赔款，经洋行之手，三成即被盘剥，我百姓实际背负一百三十两之债”时，她的声音无法抑制地哽咽了。

“砰！”一名中国记者猛地一拍桌子，双目赤红地站了起来，“这他娘的哪是赔款，这是敲骨吸髓！”

“砰！砰！砰！”所有的华人记者都站了起来，愤怒的火焰在每个人眼中燃烧。

这不再是一场发布会，而是一场声讨国贼的公审！

正午时分，东交民巷外，人山人海。

百姓们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张作霖命人架起一个巨大的火盆，他亲自举着那本《黑账》的副本，站在高处，声如洪钟。

“洋人们都说我张作霖是土匪，不懂法！好！那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们，什么叫——中国的法！”他眼中精光爆射，猛地将手中的账册副本掷入火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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