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中月下的温情与盟誓，仿佛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短暂的宁静。仅仅过了数日，一道来自边关的紧急军报，便如同惊雷般炸响了整个汴京城，也让天波杨府刚刚缓和些许的气氛，瞬间重新变得凝重无比。

军报是由八百里加急直接送入枢密院的：辽国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亲率数万精锐，突然南下，兵锋直指雄州！边关多处烽燧燃起告急的狼烟，北境形势骤然紧张！

消息传来，朝野震动。

宋太宗赵光义在紫宸殿上，手持军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殿下文武百官，亦是议论纷纷，人心惶惶。主战派与主和派（或称谨慎派）的声音再次激烈碰撞。

“陛下！耶律休哥狼子野心，悍然南侵，若不应战，我大宋国威何存？必须立刻调集重兵，予以迎头痛击！”一位性如烈火的老将军出列吼道，声音震得殿梁似乎都在作响。

“李将军此言差矣！”一位文臣立刻反驳，“辽军势大，耶律休哥更是名将，贸然迎战，胜败难料。一旦有失，则河北诸州危矣！不如紧守关隘，深沟高垒，挫其锐气，再图后计！”

“坚守？等到辽军铁蹄踏遍河北，烧杀抢掠吗？届时民心士气尽失，又如何图后计？”

“贸然出战，若中埋伏，损兵折将，岂不是更伤国本？”

朝堂之上，吵吵嚷嚷，如同市集。端坐于武将前列的潘美，眼帘低垂，手指轻轻摩挲着玉笏，并未急于发言。而站在文官队列中的寇准，虽然官职不高，却眉头紧锁，显然对双方空洞的争论不甚满意。

最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龙椅上的赵光义。

赵光义深吸一口气，他登基以来，一直有收复燕云之志，但上次北伐（高梁河之役）的惨败阴影犹在。此次耶律休哥主动来犯，是危机，也未尝不是一次机会。他沉声开口，压下了所有的争论：“辽人猖獗，犯我疆界，朕岂能坐视？然则用兵之道，需谋定而后动。潘卿。”

“臣在。”潘美出列躬身。

“你即刻会同枢密院，拟定一个方略上来。是战是守，如何调兵，粮草几何，朕要尽快知晓。”

“臣，遵旨。”潘美领命，声音平稳无波。

退朝的钟声响起，百官各怀心思，鱼贯而出。潘美与几位交好的将领低声交谈着快步离去，经过佘太君和杨延平身边时，目光短暂交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压力。

回到天波杨府，气氛更是压抑。杨业远在边关，直面辽军兵锋，安危难料。府中女眷皆面露忧色，连平日里最跳脱的杨延嗣，也紧紧攥着拳头，沉默不语。

杨延昭（林枫）的心更是沉到了谷底。耶律休哥南侵！这正是历史上雍熙北伐前，辽国频繁施加军事压力，促使宋太宗最终下定决心北伐的关键诱因之一！历史的车轮，正在以一种无可阻挡的姿态，朝着那既定的悲剧轨道滚滚前行！

他不能再等了！必须做点什么，哪怕声音再微弱，也必须尝试去影响那看似不可动摇的决策！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点灯熬油，彻夜未眠。他没有写那些空洞的反对言论，而是将自己关在书房三日，凭借融合的记忆、父亲的教导、市井的见闻以及超越时代的宏观视角，呕心沥血，写下了一份极为详尽的《北伐利弊及当前备战疏》。

这份奏疏，他没有直接反对用兵，而是以“欲北伐，必先强己；欲克敌，必先谋胜”为核心，系统地阐述了当前形势下，仓促开战与充分准备后的利弊对比。

他首先分析了辽国的优势（骑兵、地形熟悉、耶律休哥等名将）和劣势（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粮草补给线长），以及大宋的优势（国力、财力、步兵、城池）和劣势（骑兵薄弱、将领协同不足、后勤压力巨大）。

接着，他尖锐地指出了当前大宋军队存在的诸多问题：

· 训练不足：除边军外，内地禁军多年未经战阵，训练废弛，需立即开展针对性强化训练。

· 情报缺失：对辽国内部政局、兵力调动、山川地理了解不够深入，斥候系统亟需整顿加强。

· 后勤隐患：河北路粮草储备是否充足？转运路线是否安全？民夫征调是否会引起民怨？

· 器械待改良：军械制造需统一标准，保证质量，并可尝试发展一些克制骑兵的利器（他隐晦地提到了类似拒马、铁蒺藜的升级版，甚至未来火炮的雏形构想）。

· 将帅协同：强调各路军马必须统一指挥，权责分明，避免各自为战，互相掣肘。

然后，他提出了一套看似“迟缓”，实则更为扎实的备战方案：

1. 立即启动全面战备状态，但并非立刻出击，而是利用边境城池消耗辽军锐气。

2. 成立临时的“前线参谋司”，精选通晓边事、熟知地理的文武官员，专门负责情报分析、战术推演和协调各路大军。

3. 大规模整训河北、河东诸路兵马，尤其加强步兵对抗骑兵的阵型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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