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的脸色“唰”地一下白了，额头上瞬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在寒冷的清晨显得格外突兀。他嘴唇哆嗦了一下，眼神慌乱地避开手机屏幕，支支吾吾道：“这……我……我记不清了。可能……可能是生意上的往来吧？你们也知道，我开汽修厂的，经常要联系配件供应商、货车司机什么的，来来往往的人多，电话也多，有时候时间久了就忘了……”

“什么样的‘生意往来’，需要用加密短信沟通‘东西准备好了吗’、‘老地方是否安全’、‘尾款结算’？”陆野的声音冷了下来，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敲下去，“又是什么样的‘生意伙伴’，会让你在他犯下重罪、仓皇出逃的前夕，给他转一笔不算小的钱？”

李伟的身体明显晃了一下，他后退半步，背靠在一辆待修面包车的车身上，似乎想寻找支撑。汗水顺着他的鬓角流下来。“我……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那些短信……可能是发错了，或者……或者有人冒充我！”

“还有，2023年12月15日左右，陈立东被人谋杀，尸体抛入枯井。陈峰随后潜逃。”陆野步步紧逼，毫不放松，“那个时间段，你在哪里？在做什么？”

这个问题仿佛给了李伟一根救命稻草，他几乎是立刻挺直了腰板，声音也大了些，带着一种急于证明的清白感：“我在厂里！我那段时间接了批急活，给一个物流车队做集中保养，天天加班！厂里的工人都能给我作证！我根本没时间去做什么杀人抛尸的事情！”说着，他猛地转过头，朝着刚才那个老师傅喊道：“老王！老王你过来！你跟他们说，2023年年底那阵子，我是不是天天在厂里盯着你们加班？晚上是不是都熬到半夜？”

那个被称为老王的老师傅五十多岁的样子，脸上沟壑纵横，看着很老实。他搓着手走过来，看看李伟，又看看陆野这些警察，有些局促地点点头：“是……是啊。李老板那段时间是挺拼的，说是签了个大单，交货期紧，带着我们一连加了大半个月的班，经常干到晚上十一二点。有时候他就睡在办公室。”

李伟像是抓到了有力的证据，转向陆野，语气甚至带上了一点委屈和质问：“听到了吧？警察同志，我可是有不在场证明的！你们不能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电话记录，就怀疑我杀人吧？”

陆野没有立刻回应李伟的辩解。他脸上表情未变，只是对身旁的孙建军使了个极其细微的眼色。孙建军心领神会，微微点头，随即带着两名便衣干警，不动声色地走向其他工人，开始分开进行询问。同时，孙建军低声对一名干警吩咐了几句，那名干警立刻转身，朝着厂区入口处的门卫室和几个可能安装监控探头的位置走去——他们的任务是调取和检查汽修厂所有的监控录像，尤其是2023年12月前后的。

陆野则对李伟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李老板，有些问题在这里谈不方便，去你办公室坐坐？”

李伟似乎不太情愿，但看着陆野不容置疑的态度，以及孙建军等人已经开始行动，他只能阴沉着脸，转身朝办公室走去，脚步因为紧张和跛行显得更加不协调。

办公室不大，充斥着烟味、机油味和一股陈腐的气息。一张旧办公桌上堆满了票据、维修单和零配件，墙角放着简易的茶具和一张折叠床。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挂着一张用相框仔细装裱的黑白合影，照片里是一个面容朴实、戴着矿工帽的中年男人搂着少年时代的李伟，背景似乎是多年前的红岭石矿入口。这应该就是李伟和他遇难的父亲。

陆野的目光在那张照片上停留了几秒，然后看向李伟，语气稍微缓和，但问题依然犀利：“你父亲李大山，是当年‘10·7’矿难中确认遇难的七名矿工之一？”

李伟站在办公桌前，双手撑着桌面，手指因为用力而关节发白。他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眼中流露出真实的痛苦和恨意，这次似乎不像伪装。“是。”他声音沙哑，“就是被陈立东那个王八蛋害死的！为了多挖几吨煤，多挣几个黑心钱，他不管安全规程，硬要往危险区里掘！我爸他们……就再也没上来！”

“事后，你上访过，质疑事故认定，也对抚恤金的发放有意见，对吗？”陆野问。

“对！”李伟的情绪被勾起，声音激动起来，“我跑了多少部门！说了多少好话！流了多少眼泪！可有什么用？陈立东上下打点，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爸的抚恤金，还被他们以各种理由克扣、拖延！那是我爸用命换来的钱啊！我妈身体本来就不好，因为这事，又气又急，后来还被赵山河那个骗子……骗走了家里最后那点积蓄！”他的眼圈红了，胸膛起伏，那是一种积压了十多年的、混合着丧亲之痛、无力感和愤怒的复杂情绪。

“所以你恨陈立东，也恨和这件事有牵连的赵山河。”陆野平静地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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