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一场无声的风暴正在徐州周边的沦陷区蔓延开来。

先是一支去小李庄征粮的日军小队没有按时返回。

接着又一支去田家营子的巡逻队失踪了。

然后是第三支、第四支、第五支……

直到这时，日军徐州司令部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了。

起初他们以为只是遭遇了零星的游击队骚扰，往常这种情况派一个中队去扫荡就能解决。

但这一次不一样，派去扫荡的中队在台儿庄东南方向的一片槐树林里遭到了伏击，一个中队两百人只逃回来不到一半。

逃回来的士兵说，伏击他们的不是普通的游击队——那些人摸不清有多少，看不清在哪，只有子弹从林子里射出来，每一枪都有人倒下。

而且那些人打完就跑，根本就不给追击的机会。

更让日军感到不安的是锄奸队的出现。

在各地沦陷区内，那些投靠了日本的汉奸走狗，开始陆续收到一封封用毛笔写着“判官”二字的白纸。

收到白纸的人，大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离奇死亡。

有的死在自家床上，身上没有任何外伤，只有额头上有一个极小的针眼；有的死在妓院的楼梯上，嘴巴里塞满了自己签过的卖国文件；还有的死在县衙门口，尸体被倒吊在旗杆上，胸前贴着一张写有“汉奸”二字的纸条。

白纸上“判官”两个字，笔意森然，犹如死神的通知函。

一时间风声鹤唳，那些平日里狐假虎威的汉奸走狗全都惶惶不可终日。

有的闭门不出，有的悄悄派人去山城联系老关系，还有的干脆卷了细软跑路。

锄奸队的消息从徐州开始，像水波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苏北沦陷区。

与日军和汉奸的惶惶不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沦陷区老百姓们口耳相传的另一句话——“义勇军进徐州了”。

对于被日军和伪军欺压了近一年的苏北百姓来说，这几个字本身就意味着希望。

在此之前，国军要么溃散，要么只为地主大户当保镖；红党游击队有心杀敌却缺枪少弹，只能在山沟里避其锋芒；各地零星的土匪武装更是趁火打劫，把老百姓当成案板上的鱼肉。

而义勇军与所有这些势力都不同。

他们既不逃跑，也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反而把自己的粮食和药品分给难民，把只会欺压百姓的汉奸绳之以法。

几天之内，义勇军在苏北各地的地下交通站门口便排起了长龙。

前来投奔的人中有被日军打散后在山里躲了半年的国军残兵，有父母被鬼子杀害后无家可归的孤儿，有不愿给伪政府当差的教师和学徒，还有背着土枪、穿着补丁衣服的庄稼汉。

一些人甚至不辞辛劳地翻山越岭赶来，只为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这支传说中“给老百姓出头”的队伍里。

交通站的招募员们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登记名册的笔墨从早到晚都在哗哗地写着，库房里储存的军装和步枪一批批发下去，很快又见了底。

然而，义勇军这次踏入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以雷霆手段震慑日伪的行动，虽然赢得了沦陷区民心，却也不出所料地引起了国党高层的警惕。

从申海那边传来的情报显示，戴雨浓已经下令军统各站加强对义勇军活动的监视；中统那边也派了特派员来徐州“巡视”，名义上是慰问前线将士，实际是来摸义勇军的底。

但最让陈轩感到讽刺的是。

在义勇军从日军手里夺回的地盘上，国军的后续部队已经在计划重新征粮征税，把那些刚刚从日军搜刮中缓过一口气的百姓重新摁进泥里。

陈轩得知这些情况后，只是在电话里平静地告诉老郑。

“他们想征粮，就让他们来。看老百姓是给他们开门，还是给他们关窗。”

老郑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司令，万一他们来硬的呢？”

“来硬的？我们有枪。”

陈轩的声音带着一丝冷酷。

“但记住——枪是给日本人准备的，不到万不得已，不对国人开枪。万一他们真的动手——你们可以把人扣下来，然后通知国党来领。”

与此同时，在徐州以东的广袤农村地带，一场更深层次的布局正在悄然展开。

寺内寿一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身份，命人将几个即将被战火波及的村庄纳入了日军的“保护区域”。

以“保护区域”为名义，将这几个村子里的百姓逐步转移到华北方面军控制下的更为稳定的地区。

一车又一车的粮食、食盐、布匹和药品以“华北治安军”的名义被运进了这些村庄。

那些被委派来征粮收税的伪官员，态度似乎比以前好了许多。

该收的少收一点，该罚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偶尔还会提前派人来通风报信，让村民们趁早把粮食藏好，说“这两天日本人要来检查”。

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正是那个他们从未见过面的“抗日义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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