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的压力，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浮现出来。婚前，他的工资每月八百多，除去基本开销，还能有些许结余，感觉尚可，偶尔还能和马雪艳出去改善一下伙食。但婚后，他的思维方式彻底改变了。每次从财务科那个小窗口接过装着工资的信封，他不再仅仅考虑这个月自己能花多少，而是开始本能地、迅速地心算：这笔钱，要分成几份。给家里父母寄去一份（虽然父母一再推辞，说他刚成家用钱的地方多，但他觉得这是身为长子必须的），给马雪艳留出一部分（总不能让媳妇儿在厂里太拮据），剩下的才是他自己的生活费和在保定必要的开销。还有那个遥远却无比现实的目标——在保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他开始下意识地关注报纸中缝里那些豆腐块大小的房产广告，那一个个代表单价的数字，像冰冷坚硬的小石子，投入他心湖，激起一圈圈焦虑的涟漪。

“雪艳，这个月中班多，我可能过不去看你了。”晚上九点多，在男工宿舍楼走廊尽头，那个投币式的公用电话旁，吴普同握着有些油腻的听筒，低声说道。这成了两人一天中最期待也最无奈的仪式。电话那头，是高阳乳品厂女工宿舍走廊同样的嘈杂背景音，隐约还能听到别的女工打电话说笑的声音。

“没事，你注意休息，夜里上班多穿点，车间又大又空旷，后半夜冷得很。”马雪艳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但依旧温柔，“我们这边这两天也忙，一批鲜奶要赶着做菌落检测，指标卡得严。”

“你也是，别太累着。吃饭别凑合，食堂要是没啥好菜，就去外面小摊买点热乎的。”吴普同叮嘱着，手指无意识地缠绕着黑色的电话线。

“知道啦。你……”马雪艳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你钱还够用吗？我这个月工资刚发，要不……我给你留点？”她总是这样细心，能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压力。

“不用！绝对不用！”吴普同立刻拒绝，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些，带着男性固有的、甚至有些敏感的自尊，随即又意识到周围可能有人，压低了嗓门，“你留着，给自己买点好吃的，或者添件衣服。我现在是成了家的人，哪能再用你的钱。”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带着一丝迷茫和沉重，“就是……觉得这样两边跑，见面太难了。你在高阳，我在保定，感觉……感觉不像个家。”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传来马雪艳轻轻的叹息，像羽毛一样搔刮着吴普同的心：“是啊……我也老是想着这个。可是，普同，要是我们都辞了工，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怎么办？保定的工作，我也托人打听过，像我们这种学历，工资未必有现在高，而且也不稳定。现在这两个厂子，好歹是正规单位……”

这就是现实，冰冷而坚硬，像车间里那些冰冷的钢铁支架。结束两地分居，像一个散发着诱人光芒的彼岸，但横亘在中间的，是湍急的、名为“生计”的河流。他们需要一条足够坚固的船，或者找到一处水浅的渡口，但这船和渡口在哪里，眼前还是一片迷雾。

这种对未来的忧虑和眼下重复劳动的疲惫交织在一起，逐渐消磨着那点新婚的激情。有时，在流水线旁，看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褐色饲料颗粒从制粒机模孔中源源不断地挤压出来，被切刀切断，然后像瀑布一样落入冷却器，再经过提升机输送到包装线，被封装、打包，打成整齐的码垛，吴普同会感到一阵深深的恍惚。自己的人生，是否也会像这些颗粒一样，被固定在一个预设好的配方和轨道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终堆砌成一个可以看到尽头的、一成不变的未来？他看向车间里那些工作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师傅，比如赵师傅，他们神色平静，甚至有些麻木，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讨论着家长里短和菜价油价。吴普同敬佩他们的坚韧和对家庭的付出，但内心深处，却隐隐生出一种恐惧——他害怕自己数年后，也会被这巨大的工业齿轮完全同化，磨去了所有的棱角和跳出框框的勇气，最终安于这粉尘与轰鸣之中的命运。

这种念头，他不敢对马雪艳说，怕她担心，增加她的心理负担。也不敢对偶尔聚聚的王小军说，怕他不理解，觉得自己矫情或者好高骛远。只能自己默默消化，在夜深人静的车间里，伴随着机器永恒不变的轰鸣，独自品尝这份成长的苦涩与迷茫。

然而，生活也并非全是灰暗。每当难得的休息日能凑到一起，两人在保定汽车站碰头，找个小饭馆一起吃顿饭，或者只是在附近的公园里走走时，所有的疲惫和压力仿佛都能暂时被关在身后。他们会分享各自厂里的趣闻轶事，比如吴普同车间里哪个老师傅又闹了笑话，马雪艳化验室新来的小姑娘如何手忙脚乱。他们会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拿出各自的小本本，头碰头地计算着上面零零碎碎记录的收入和开销，讨论着遥不可及的房价，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对共同未来的、执拗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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