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急就章式的整合，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引发了新的内耗和混乱。

地方军阀们的心态则更加微妙。

苏联的惨败让他们彻底认清，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真正的硬实力，随时可能被碾碎。

他们对“东山”的依赖感更强了，但同时也产生了更深的忌惮和别样的心思。

“连苏联都顶不住德国人的揍，咱们要是没了‘东山’提供的家伙，鬼子缓过劲来，咱们还不是任人宰割？”这是普遍的共识。

因此，他们与“东山”的合作更加“积极”，要装备、要技术、要培训的请求雪片般飞来。

阎锡山、傅作义等人派往太行山和西北工业区的代表级别更高，态度也更“诚恳”。

但另一方面，一种“末日投机”的心态也开始滋生。

既然外援无望，国内又出现了“东山”这样一个强大的、可能主导未来的力量，那么提前站队、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就成了许多人的盘算。

与“东山”和延安关系较好的势力，如傅作义等，联系更加紧密，甚至在内部开始有限度地学习“东山”的治理模式和动员方式。

而与重庆关系更近，或者试图左右逢源的势力，则开始脚踩两条船，一方面继续向重庆表忠心，

另一方面则暗中与“东山”接触，偷偷进行一些技术和装备的交易，为自己留后路。

更有甚者，一些实力较弱、立场摇摆的军阀，开始动了歪心思。

既然明着要不到，那就偷，那就抢！

几股受到某些势力暗中支持的土匪武装，开始试探性地骚扰“东山”体系外围的运输队和小型物资仓库，

虽然很快就被内卫部队和民兵粉碎，但这种动向本身，已经说明了局势的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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