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这么做的时候考虑过签合同的职工的尊严吗？没有，当然不考虑员工的尊严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不考虑员工的尊严的同时，还触犯了法律；甚至于触犯了法律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明知道这样做是触犯了法律可是还是选择这么做了；

这样一想我倒觉得我比集团还要稍微‘高尚’一点，打引号的高尚，就是最起码我在触犯法律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这样的行为触犯了法律，这可比一个人明知故犯要强多了吧，呵呵。

当然，有人会觉得我是兔子急了乱咬人，反正无法查验的事你怎么说都可以；这句话本身是没问题，可是如果是真的想去查证而且不拿节约司法资源当借口的话，也是可以查到的；

只需要去问问集团下面的员工当时跟集团签劳动合同时怎么签的就行了，看看是不是跟我的说法是一样的，不是为了要定公司的罪，而是为了查证一件事情的真实发生的场景；

就像我一直坚持说我要把我跟每一位客户的每一笔资金往来的真实发生的情景讲清楚一样，就是为了一个真实，只有建立在真实之上的、有真实作为前提的，后面的推理也好、审判也好，才有其意义，才不是浪费司法资源，也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在‘节约司法资源’；

不然得话，我们现在在审判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去查查看呢？同样都是触犯法律的行为，为什么要有选择性的去惩罚触犯法律的主体呢？就算要有选择，那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个体就一定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而集团就可以逍遥法外？标准是什么？弱肉强食还是人情世故？去查查魏红集团是怎么为员工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的，这符合劳动法吗？当然，也许合不合法不是检察官关心的，愿意相信什么才是检察官最关心的。

如果检察官对于所谓的刚刚起诉状上的证据的获取能有一丝丝的怀疑或者去监督下承办在取得这些证据的过程中是不是保证了证据的有效性，哪怕是一点点，都不会在法庭这么庄重的场合，连拿来用作证据做推理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都不管不顾，呵呵”，宁致远无奈的说道。

“辩护人有什么想说的吗”？法官问道。

“我这里有调查到的刚刚被告人所说的在魏红集团工作过已经离职的和目前仍在工作的员工，对于魏红集团签署劳动合同的流程，可以证明跟被告人刚刚所说的一模一样，而且都有他们的亲笔签名和画押，还有录音，现想当庭提交这部分材料作为魏红集团触犯法律的证据”，宋律师说道。

法警走了过去，将宋律师提交的资料拿给法官。

“公诉人有什么要说的吗”？法官问道。

“被告人所说事项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对此，我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胡检察官说道。

“被告人还有要说的吗”？法官问道。

“有的，那就按检察官的要求，说回我自己的案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之便，是啊，权力可以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往往又会导致绝对腐败。

但我想说的是，我的权力是集团赋予我的，可这不就说明，集团本身就拥有比我更大的权力吗？无论谁拥有权力，都不可能没有瑕疵，也都有滥用的可能，甚至于集团滥用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更大不是吗？

历史殷鉴不远，南宋绍兴十一年间，大年除夕，年仅39岁的岳飞被宋高宗赐死，罪名为‘谋反’，岳飞被捕时，底下的谋士劝他向高宗求情，岳飞想都没想直接就拒绝了，他说:“只要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

是啊，那个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作为集团的一名普通的员工，集团有权力对我进行任何的处分，也有权力让其它部门很配合的来对我进行处分，在绝对的强势面前，乞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同为抗金名将的韩世忠一改往日的圆滑与世故，当面质问秦桧，认为谋反一事，可谓子虚乌有。可惜的是，当时的权力并不在他的手上，而在秦桧的手上，秦桧只说了一句‘其事体莫须有’；

韩世忠怒斥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韩世忠还是太幼稚了，服不服天下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不能满足自己想要的利益，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岳飞父子后仍是被处死，遇害之前，岳飞手书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由此可见，在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面前，公道正义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

魏红集团执意要把我送进来，背后的意图我不妄加揣测，但是，如果这样的行为只发生在我身上也就算了；可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剥削，集团可以利用经济上或者资源上的不利地位甚至是道德上的缺陷，来对我做的一些行为进行看上去合理的惩罚，这我没有意见；

但是，如果你把同样的行为用在无数人身上，而且这些行为无论是从后果的角度，还是从结果的层面，都没有带来正面的价值的话，我就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允许这样的行为在我的身上发生却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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