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琴的窗花和腊鱼最抢手。她的窗花剪得细致，鱼鳞片片分明，腊鱼干咸香透骨，有人用新做的棉鞋换，有人用攒了半年的邮票换，杨永革居然用个部落风格的兽皮钱包换了副“年年有余”，说“这钱包配这窗花，才叫‘新旧合璧’”。

王大爷的石头换得最“随缘”。心形石头被李淑琴用了，压在腌腊鱼的坛子上；扁石头真成了张大妈的砚台，研出来的墨带着点河泥香；最普通的圆石头被石蛋钻了个孔，串上红绳当佛珠，说“挂在脖子上保平安”。

最热闹的是“年货故事会”。每个人换东西时都得讲个年货背后的故事，杨永革说柏枝扫帚是“部落传下来的手艺，阿花当年就用这扫过帐篷”；张大妈讲春联纸是“孙子的作业本背面，写完还能当废纸卖，不浪费”；周砚田说青梅酒的酒糟是“去年酿米酒剩下的，循环利用才叫会过日子”。

石蛋用三个糖纸灯笼换了王大爷的弹弓，讲起灯笼时眼睛发亮：“这个红灯笼的糖纸是橘子味的，那个绿的是苹果味的，晚上点灯的时候，好像能闻到甜味！”王大爷笑得胡子翘起来：“那你可得多吃几块糖，别让灯笼馋坏了。”

中途突然飘起了雪花，小广场上的人非但没散，反而更热闹了。杨永革把柏枝堆在空地上点起来，火苗“噼啪”响，烟里带着股清香；张大妈把没写完的春联铺在雪地上，用树枝蘸着融雪写，字在雪地上很快冻住，像刻上去的；周砚田给每个人倒了碗青梅酒，说“雪地喝酒，越喝越暖”。

雪下得最大时，大家围在火堆旁玩“猜年货”游戏。一个人蒙眼摸别人带来的年货，猜是什么，猜错了就得喝口青梅酒。李淑琴摸到杨永革的兽皮钱包，说是“装钱的”，结果猜对了，杨永革只好认罚；王大爷摸到石蛋的糖纸项链，说是“彩色的蛇”，引得大家笑个不停，他捏着鼻子喝了口酒，辣得直伸舌头。

换年货换到傍晚，每个人的篮子里都堆得满满当当。杨永革的藤篮里有窗花、鞋垫、腊鱼干，还有颗心形石头；张大妈的蓝布包里有青梅酒、柏枝扫帚、鹅卵石砚台；周砚田的陶罐旁多了副春联、串糖纸项链、还有个石蛋做的鸡形勋章；李淑琴的竹篮里有兽皮钱包、弹弓、红绳手链；王大爷的帆布包鼓得更圆了，除了换来的年货，还多了个李淑琴剪的“福”字窗花。

石蛋的收获最特别——他用所有糖纸灯笼换了杨永革的部落故事，杨永革蹲在雪地里给他讲了两个小时，从部落的年俗讲到山里的野兽，听得石蛋眼睛都不眨，最后把自己的棉手套摘下来给杨永革戴上：“杨大哥，你的手冻红了，戴我的。”

收摊时，雪已经积了薄薄一层，把小广场盖得像块白画布。大家踩着雪往回走，脚印歪歪扭扭的，像串省略号。杨永革帮李淑琴拎竹篮，篮子上的腊鱼干滴着水，在雪地上印出小小的黑圆点；周砚田抱着陶罐，老三跟在他脚边，铃铛在雪地里响得格外清；张大妈边走边哼起了《新年好》，调子跑了八百里，却比任何歌都动听。

“年三十来我家吃饺子啊！”李淑琴回头喊，声音被雪滤得软软的。

“我带青梅酒！”周砚田举手。

“我带柏枝熏的腊肉！”杨永革接话。

“我……我带鞭炮！”石蛋喊得最响，惊得树上的雪“簌簌”往下掉。

路灯亮起来时，雪还在下。社区的窗户透出暖黄的光，杨永革在储藏室挂灯笼，糖纸灯笼在灯下闪着彩光；张大妈把换来的鹅卵石砚台摆在桌上，研了点墨，准备写最后一副春联；周砚田给鸡窝挂了“鸡形勋章”，老三蹲在旁边，铃铛偶尔响一声，像在说“过年好”；王大爷坐在被窝里数换来的年货，每数一样就笑一声，笑得床板都在颤。

李淑琴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雪，手里拿着王大爷换给她的心形石头。石头被体温焐得暖暖的，上面还留着点河泥的腥气。她突然觉得，这个被柏枝香、墨汁味、青梅酒气和雪花裹着的腊月，比任何精致的年货都让人踏实。

年货的意义从来不是有多贵、有多全，而是有人愿意为你编把扫帚、写副春联、酿坛好酒，愿意用自己的心意换你的心意，就像雪地里的脚印，虽然会被覆盖，却真实地留下过温度。这些藏在烟火里的瞬间，就像屋檐下的冰棱，看着清冷，太阳一照就化成暖暖的水，把平凡的日子都润得甜甜的，带着股说不出的盼头。

至于年三十的饺子会不会煮破、鞭炮会不会受潮？谁知道呢。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这群人能围在一桌吃顿饺子、喝杯老酒、听石蛋讲部落故事，就算饺子露了馅、鞭炮没响、青梅酒喝光了，也会笑得像孩子一样开心。因为最好的年货，从来不是摆在桌上的物件，而是身边那群能让你觉得“有他们在，就是过年”的人啊。

雪越下越大，把社区的屋顶都盖成了白色。巷子里飘着煮肉的香，混着柏枝的清、墨汁的醇、青梅的甜，在雪地里慢慢晕开，像幅没干的水墨画。这个被手作年货、笑声和雪花填满的腊月，成了每个人心里最暖的年，比任何红包都实在，比任何烟花都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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