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到一处无人的长椅坐下，掏出手机，翻到一个联系人界面——死者家属代表，何语沫，女，22岁，是第一个被杀女孩的姐姐。

屏幕上，是一连串未读短信。

【你是律师，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

【你有没有一丝内疚？】

【你就真的相信他无罪？还是你只在乎赢？】

她一直没回。不是不能，是不敢。

但那天晚上，她点开了何语沫的微信，发了第一条消息：

“很抱歉。”

很久之后，对方才回了四个字：

“你有什么脸说这句话？”

她盯着那句话，久久没动，直到手机屏幕暗了下去。

那段时间，她开始做一件没人知道的事。

每月五号，给那三位死者的家属转账一笔钱。不是很多，也从不署名。她通过别人的账户、中介、甚至转给社区的“匿名补助”，一点点地、笨拙地，试图将那个数字——那三条命，在心里“衡量”清楚。

但她知道，永远不会清楚。

因为有一次，她偷偷去参加了一场互助会——是其中一位死者家属自己举办的，只来十几个人。她穿着黑衣坐在最后排，低头听他们说话。

一位父亲哽咽地说：

“她小的时候特别怕打雷，总钻我怀里，说‘爸爸抱抱我’。我现在特别想告诉她，我没抱住你，我没用。”

那一刻，李悦的手紧紧攥着伞柄。

她从未见过那位女孩，但此刻，那道雨夜中的尸体的照片、法院门口的哭声、以及表哥赵星辰那一句“再帮我一次吧”，像一根根钉子，钉进她脑子里。

那一晚她吐了，在洗手间里吐得几近虚脱。

她曾以为，正义与冷静是可以并存的。她以为自己能做一个无所畏惧的“操刀者”——剖开案子、撬动逻辑、将法律与人性剥离干净。

可她低估了“选择”的代价。

她后来的确没有再接过亲属介绍的案子，也不再碰那些“模糊”的刑事辩护。她专攻经济犯罪、合同纠纷、行政诉讼，凡事都留证据，避开感情。

她的风格更冷了，语速更稳，提问更锐。连律所的年轻律师都怕被她盯着案卷。

但她变了。

没有人知道，她的案台抽屉里一直锁着一个U盘，里面存着赵星辰案的完整卷宗、庭审录像，以及她自己的一份自述：

“我无法为他们复活任何人，但我必须记住我是怎么害死他们的。”

她没有原谅自己。

也没有等待别人原谅她。

有一次，她下班很晚，走进一家便利店。

收银员是个年轻女孩，看到她有点激动地说：“你是李律师吧？我认得你……你在性骚扰案里帮那个女生赢了。”

李悦愣了一瞬，然后点头，微笑。

女孩说：“你那时候真的很酷。你不是说‘正当防卫的边界，不该由性别或沉默决定’，我一直记得你说的这句话。”

李悦接过找零时，说了一句：“谢谢。”

走出便利店，夜风很冷。她把围巾往上扯了扯，站在街头，一时间竟有些恍惚。

她忽然意识到，有人记得她的好，也有人永远记得她的错。

两者并不相互抵消。

几年之后，她接受了一次极短的访谈，媒体请她评价一句话：“律师是替坏人脱罪的。”

她只说了一句：

“我做过对的选择，也做过错的选择。不是所有错都能补偿，但我愿意一生背负那些名字。”

那天，她穿着黑衣走出录影棚，天色将黑未黑，街角橱窗映出她的身影。

镜中人神情冷峻、眼底幽深，仿佛看不清自己站在哪条线上。

她轻声自语：

“我不是好人，但我不想再做帮凶。”

她，李悦，三十六岁。

人前冷面如刃，人后雨落无声。

可她知道，有些债，不是能还清的，而是用一生来守着它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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