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番邦之物？”

“是否巫蛊、妖术？”

“是否私通外夷，传播异种？”

尤其在封建社会背景下，对异类文化与物种的警惕非常深重。你别说“我是为了救民”，你越说越像“异端邪说”。

搞不好就有人在你背后贴个标签：“妖人惑众、教唆百姓改制、勾结夷族图谋不轨。”

你能活着走出村子都算奇迹。

在古代乡村社会中，士绅是既得利益者，也是文化守门人。

你搞新作物，他们担心“破坏祖传耕法”；

你推动改革，他们怀疑“扰乱乡规民约”；

你若被老百姓敬仰，他们怕你“掌控人心”；

你若成功，还可能“夺了他们的话语权”。

于是他们会以“祖宗之法不可改”为名，到县衙举报你；以“惑众邪法”之名，组织老乡们抵制你；甚至请来“风水先生”说这作物“犯地脉”，让你寸步难行。

穿越者孤身一人，还没等粮熟，恐怕就已经被“士绅联合攻讦”赶出村子了。

真正让红薯普及的，是连年灾荒和饥饿推动。

红薯、玉米这些作物真正全面推广，是在清中期“连年灾荒”、“黄河改道”、“蝗灾频发”的背景下，政府和民间不得已而为之。

洪灾后失地，红薯能种荒；

饥荒下人多田少，玉米适合山坡地；

百姓“饿怕了”，才愿意吃“不入庙、不登宴席”的低等粮食；

朝廷开仓、发苗、赈济、强推，甚至免税才勉强普及。

所以，不是“新作物好”，而是“旧社会太惨”。

穿越者带来的新作物，就算真能养命，如果不是灾年，根本没人信你、没人试你、没人搭理你。

农业不是你想改，想改就能改。在古代，农业是一个“由上而下管控、由下而上传承”的体系，牵扯亿万人生存的稳定结构。

你想动它，先得问：官府愿不愿承担失败责任？百姓愿不愿冒命试新东西？士绅肯不肯松口祖传规范？制度让不让你去丈量分利？有没有灾荒当“改革催化剂”？

缺一不可。你主角一个外来者，说要“推广红薯富国”，还没富民，就已经被各种守旧势力、制度限制和现实困境打磨成灰了。

“种新作物致富”这件事，在现实历史中，远比你想的复杂一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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