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太不像个孩子了。不过，看着家里日渐宽裕，傻柱吃得白白胖胖，妻子脸上有了笑模样，那点不安也就被浓浓的满足感压了下去。

傻柱也背上了书包，进了附近的小学。可惜，何家在学习上的“文曲星”似乎只照耀了何雨昂一人。

傻柱坐在教室里，对着书本上的方块字和蝌蚪般的数字，眼神空洞茫然。老师讲的课，对他来说如同天书。

考试成绩次次垫底，作业本上鲜红的叉叉触目惊心。不过傻柱自己倒不甚在意，他心思简单，吃饱穿暖，有力气在院子里疯跑，帮妈妈搬个煤球，就是他最大的快乐。

他那憨厚的傻笑，是烟火气十足的何家小屋里，最鲜活温暖的底色，冲淡了何雨昂带来的那份过于“完美”的冰冷感。

与何家蒸蒸日上形成惨烈对比的，是中院贾家的彻底沉沦。

贾富贵终究没能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缠绵病榻多时，耗干了家里最后一点积蓄和贾张氏最后一丝气力，在一个北风呼啸的深夜，无声无息地咽了气。

贾张氏的哭声嘶哑绝望，穿透薄薄的墙壁，听得人心里发毛。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最后还是院里几个老住户看不过去，凑了点钱买了副薄棺，草草发送了。贾家的顶梁柱彻底塌了。

生活的重锤，毫不留情地砸在贾张氏身上。她求遍了街坊四邻，起初还能借到一点米面，但杯水车薪，日子长了，谁家也不宽裕，怜悯渐渐变成了疏远和厌烦。

万般无奈之下，贾张氏放下了最后一点残存的羞耻和自尊，用冻得通红皴裂的手，敲开了胡同深处那家暗门子妓院的后门。

老鸨叼着烟卷，上下打量着这个憔悴不堪、眼角已爬上细纹的女人，嗤笑一声：“哟，这不是前院的贾家嫂子吗？怎么着，富贵兄弟走了，日子过不下去了？”

刻薄的话语像针一样扎在贾张氏心上。她低着头，攥着破旧棉袄的衣角，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求…求妈妈给口饭吃，啥活都行…”

最终，靠着几分残存的风韵和一股子豁出去的狠劲，贾张氏得到了一份最卑微的活计——给嫖客端茶倒水、打洗脚水、捏肩捶背。

妓院里弥漫的劣质脂粉味、汗酸味、洗脚水的馊味，混杂着男人们肆无忌惮的调笑和粗鄙言语，成了她每日必须浸染的空气。

她低眉顺眼，动作麻利，把那些散发着脚臭的盆子刷得干干净净，把滚烫的洗脚水端得稳稳当当。

偶尔，遇到那些喝多了酒、出手还算阔绰又荤素不忌的客人，在昏暗的灯光和浑浊的空气里，为了多挣几个铜板给儿子贾东旭买点吃的，贾张氏也只能咬着牙，闭上眼，半推半就地把自己也卖了。

生活的碾盘，早已将她最后一丝体面碾得粉碎。她的眼神日益麻木，只有在看向儿子时，才透出一股母兽护崽般的狠戾和不顾一切的浑浊光芒。

贾东旭缩在角落里，看着母亲疲惫麻木的脸和身上洗不掉的异味，眼神怯懦又厌恶。

四合院这个小小的生态圈，也在时光流转中悄然变化。

后院搬来了新租户。男主人叫刘海中，是个四十出头、膀大腰圆的汉子，在南城轧钢厂当锻工，据说手艺不错，能把通红的铁块打得服服帖帖。

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说话嗓门洪亮，带着一种不自觉的官腔，仿佛随时准备给人“讲道理”、“做指示”。

老婆姜荷花，也是个利落人，嗓门不比丈夫小，性格爽利中带着几分泼辣，眼里揉不得沙子。两口子带着一个刚会跑、虎头虎脑的儿子刘光齐。刘家三口挤进了后院西厢的两间小屋。

刘海中的到来，很快给后院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氛。他热衷于“主持公道”，院里谁家有点鸡毛蒜皮的小摩擦，他总爱凑上去“评评理”，说话喜欢背着手，挺着肚子，一副领导派头。

姜荷花则迅速和院里的其他妇人——尤其是中院的易大妈（易中海的妻子）——打成了一片，或者说，吵成了一片。

她心直口快，有啥说啥，有时难免得罪人，后院时常能听到她拔高的嗓门和别人争辩的声音。刘光齐在院里跌跌撞撞地跑，给这略显沉闷的院子增添了几分孩童的喧闹和生气。

然而，真正在后院投下一颗巨大涟漪，让整个四合院都为之侧目的，是后院正房那三间一直空置的最宽敞的屋子，终于有了主人。而且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女主人——房东龙夫人。

关于她的来历，院里流传着各种猜测，但都语焉不详。只知道她姓龙，据说做的很大很大的生意突然失败了，赔得倾家荡产，连丫鬟奴仆都养不起了，只好裁撤掉，变卖了产业，只身带着不多的细软，搬来自己的房产处，这平民聚居的四合院后院主房。

她的出现，就像一颗蒙尘的明珠，不慎落入了满是砂砾的河滩，那种格格不入的贵气与周遭的破败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龙夫人约莫五十出头岁的年纪，保养得极好。皮肤是那种不见天日的白皙，即使穿着最素净的深蓝色棉布旗袍，也难掩那份沉淀在骨子里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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