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江的杨柳河总在春天涨起绿潮，两岸的油菜花漫成金色的海。风过时，花浪推着浪，裹着泥土的腥气和花蜜的甜香，扑在人的脸上。一百多年前，有个穿长衫的少年常坐在河岸边的青石上，脚边放着父亲给的旧月琴，听船工号子混着水车咿呀，手指在膝头轻轻打着节拍。河水倒映着他清瘦的身影，也倒映着远处黛色的山影，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日后自己会带着这川音的根，在柏林的冬夜里写出《东方民族之音乐》，让黄河的涛声与莱茵河的旋律在乐谱上相遇。这个少年，就是王光祈——中国近代音乐学的拓荒者，那个从温江田埂走向世界乐坛的"乐魂"。

一、田埂上的弦歌

1892年的温江，还是川西平原上一个被稻田和竹林包裹的小镇。穿镇而过的杨柳河像条碧绿的绸带，把两岸的村庄串在一起。王光祈家的老宅在镇子东头，院里有棵老枇杷树，树龄比镇上最老的寿星还长，初夏时金黄的果子垂到窗棂边，风一吹就簌簌地落。

那时的王光祈刚到记事的年纪，总爱趴在窗台上，看父亲王仲明在枇杷树下拉二胡。父亲是镇上的私塾先生，一手柳体写得苍劲有力，琴艺却算不上精湛，拉《梅花三弄》时总在同一个音符上卡顿。可王光祈听得入迷，看父亲的手指在弦上滑动，听那断断续续的旋律绕着枇杷叶转，心里便悄悄埋下了音乐的种子。有次父亲拉到兴头上，他突然指着琴弦问："爹，这两根线咋能唱出不一样的调？"王仲明愣了愣，放下弓子笑："因为它们心里装着不同的话。"

那时的温江，田间地头从不缺旋律。清明前后，插秧的农人踩着露水下田，"栽秧要栽正交行，夫妻要结好商量"的调子便顺着田埂飘；入秋打谷，木枷撞击稻穗的"砰砰"声里，混着"谷子黄，家家忙，打完谷子好纳粮"的吆喝；就连货郎摇着拨浪鼓走过青石板路，那"咚咚锵、咚咚锵"的节奏，都能让王光祈追着跑半条街，直到货郎消失在巷口的拐角。

他把这些声音记在心里，像收集清晨的露珠似的，攒成了自己最早的"乐谱"。有时在私塾里背《论语》，背着背着就走神，手指在课本上敲出栽秧歌的节奏；夜晚躺在竹床上，听窗外的虫鸣，竟能分出哪只蟋蟀唱的是高音，哪只唱的是低音。母亲李氏看他总对着空气比划，怕他魔怔了，便用碎布给他缝了个小布偶，可他却把布偶的胳膊当成琴弦，照样在上面弹拨。

十二岁那年，王光祈得了场大病，高烧不退，镇上的郎中开了几副药都不见好。王仲明急得团团转，突然想起儿子总念叨想听邻村老艺人弹三弦，便连夜提着两斤腊肉去请。老艺人被感动了，坐在王光祈的床头弹了段《三国》，弦音时而如战马奔腾，时而如情人低语。没想到第二天，王光祈的烧竟退了，他拉着老艺人的衣角说："爷爷，这弦子能治病呢。"老艺人哈哈大笑："不是弦子能治病，是好听的声音能让人心里亮堂。"

十五岁那年，王光祈要去成都求学。临走前一晚，母亲在油灯下给他缝蓝布书包，针脚密密的，像怕漏下什么叮嘱。父亲把那把旧月琴塞进他手里，琴身被摩挲得发亮，琴箱里还藏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心有丘壑，声达四海"。王光祈背着书包，抱着月琴，跟着赶车的把式走在黎明的田埂上，露水打湿了裤脚，他却觉得浑身是劲。

成都的学堂在锦江岸边，红墙黛瓦映在水里，像幅流动的画。在这里，王光祈第一次听到了西洋音乐——一位法国传教士在礼拜堂弹钢琴，琴键敲击出的声音像水晶珠子落在玉盘里，清脆得能穿透人的耳膜。那旋律与他熟悉的二胡、唢呐截然不同，却又奇异地呼应着，像杨柳河与锦江的水，虽然模样不同，却都带着水的魂。他在日记里写："乐声无界，如江河汇海。"

课余时，他总往青羊宫的茶园跑。茶园里永远热闹，说书人弹着三弦讲《说岳全传》，川剧班社的旦角在后台吊嗓子，还有个拉胡琴的张老汉，总在角落里自弹自唱。王光祈蹲在张老汉旁边听，手里的铅笔在纸上画着歪歪扭扭的音符，把川剧高腔的婉转、金钱板的铿锵，都变成了纸上跳动的符号。张老汉看他画得认真，笑他："娃娃，这玩意儿是靠嗓子唱的，不是靠笔写的。"他却抬起头，眼睛亮亮的："张爷爷，我想让全天下都听到我们四川的调子。"

有回茶园来了个唱"清音"的姑娘，唱的是《小放风筝》，嗓子甜得像浸了蜜。王光祈听得入迷，竟忘了上课的时间。等他回过神来，太阳都快落山了，他一路跑回学堂，嘴里还哼着那调子，被先生罚站在院子里。可他站在月光下，心里却甜滋滋的，觉得那罚站也值了。

二、从笔杆子到五线谱

1914年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像春风似的吹遍了大街小巷。王光祈成了《京华日报》的编辑，住在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胡同里有棵老槐树，夏天时浓荫蔽日，他的房间就在槐树下，窗户对着一片青瓦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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