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三日后圣旨下来：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永世不得回京。那年黄娥二十六岁，正是芳华年纪。杨家的亲戚来了，劝她："升庵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你还年轻，不如......"话没说完，就被黄娥打断："我嫁的是杨慎，不是杨家的官帽。他去哪，我便去哪。"

送别的路走了整整三个月。杨慎的囚车在前面颠簸，黄娥带着仆役驾车紧随。过黄河时，冰面裂开的声响像心碎，她裹紧丈夫的旧棉袍，在车帘后偷偷写《罗江怨》："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小道几回折。雁儿归也，书信无个。"字迹被泪水打湿，晕成一片模糊。

到湖北江陵时，官差拦住了她："朝廷有令，女眷不得入滇。"渡口的风卷着芦花，扑在黄娥脸上，像无数根细针。她望着杨慎囚车消失在远山的方向，忽然扯开嗓子喊："升庵！我在新都等你！"

杨慎回过头，隔着滔滔江水，两人的目光像被风吹断的线。他想喊什么，却被官差推搡着往前走，最终只化作一个越来越小的黑点。黄娥站在渡口，直到暮色四合，江面上的雾气遮住了远山，才缓缓转身登船。长江水拍打船舷，像无数只手在拉扯她的衣角，仿佛在说：不要走，不要走。

回到新都杨府，推开榴阁的门，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杨慎常坐的竹椅空着，案头的《周易》翻开在"天行健"那页，砚台里的墨早已干涸，结了层硬壳。黄娥伸手摸了摸，冰凉刺骨。窗外的石榴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指向天空，像她此刻的心，空落落的。

三、榴阁里的月光

新都的日子，是用思念丈量的。黄娥把杨慎的书稿整理成册，在扉页写下"滇云万里，寸心相照"。那些书稿堆了半间屋子，有《丹铅总录》，有《升庵诗话》，还有些没写完的散曲，她都一一誊抄，字迹娟秀，仿佛这样就能离他近一点。

每年春天，她都去锦江边的码头望。看南来的船一艘艘靠岸，看走下来的人形形色色，却始终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有回听说杨慎在云南讲学，学生满堂，她便托去云南的商队带去一坛蜀酒，附信说："蜀地的春茶绿了，你爱的荔枝红了，只是少了同饮的人。"

商队回来时，带了封信和一包云南的普洱茶。信里说，永昌卫的山茶开得比蜀地艳，说他在安宁温泉边种了棵芙蓉，像极了家里的那棵。"秀眉，"杨慎写道，"每到月圆，我便想，这月光也照着你。"黄娥把信贴在胸口，仿佛能感受到他的体温，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下来，打湿了信纸。

三十年间，她的笔墨渐渐染上霜色。《寄外》诗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道尽凄凉；散曲《黄莺儿》里，"雨打芭蕉，风摇翠竹，一院愁痕"写尽孤苦。有年端午，邻居家的孩子来送粽子，看到黄娥在窗前发呆，便问："黄奶奶，你在等谁呀？"她指着天边的云说："等一朵从云南来的云。"

除夕夜里最是难熬。邻家传来欢声笑语，孩子们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黄娥却独自坐在灯下，给杨慎缝棉衣。针脚密得像锁住的思念，一行又一行，仿佛这样就能把岁月缝起来。忽然听到巷口有人喊"杨大人回来了"，她手里的针线掉在地上，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冲出去，却只见寒风卷着残雪——原是几个醉汉的戏言。

回到榴阁，灯花爆了一声，像极了杨慎从前咳嗽的声音。她捡起针线，继续缝棉衣，眼泪落在布上，晕开一小片深色。"升庵，"她对着空屋说，"今年的雪下得大，你那边冷不冷？"窗外的红梅落了一地，像她碎掉的心。

杨慎偶尔会托人带回些小东西：一片山茶花瓣，一颗象牙印章，甚至还有他亲手刻的木牌，上面写着"相思"二字。黄娥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樟木箱里，时常拿出来摩挲。有回看到那片干枯的山茶花瓣，忽然想起他们在榴阁里赏石榴花的日子，眼泪又掉了下来。

族人劝她改嫁的话，她听了三十年。有回远房表哥来说："秀眉，升庵怕是回不来了，你......"她打断他："表哥，你看这榴阁的石榴树，每年都结果，我等他，就像等石榴结果一样，总会等到的。"表哥叹了口气，再也没提过。

四、泸州道上的棺木

嘉靖三十八年，黄娥六十二岁。一个深秋的午后，有人叩响杨府的门，是个从云南来的驿卒，带来一封书信和一个噩耗——杨慎客死永昌卫，享年七十二岁。

黄娥接过那封字迹潦草的信，是杨慎的学生写的，说先生临终前还在念"秀眉"的名字，手里紧紧攥着她早年寄去的那首《寄外》。她没有哭，只是走到榴阁，抚摸着杨慎用过的砚台，砚底的刻字"执子之手"已被岁月磨得模糊。三十年前的红烛仿佛还在眼前，他笑着说"我知秀眉不仅会描花绣朵"。

"我去接他回家。"黄娥对仆役说。从新都到泸州，山路崎岖，她已经六十二岁，腿脚早已不如从前。仆役劝她："老夫人，让小的们去就行了。"她摇摇头："升庵走了三千里路去云南，我该走三千里路接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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