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细铜丝把金水舀进模具时，手要稳得像山。我屏住呼吸，手腕轻轻倾斜，金水就顺着铜丝“嘶”地流进模具，泛起一层薄薄的金皮。这时候不能说话，不能咳嗽，连呼吸都要轻——师傅说金水里住着“金精灵”，动静大了会吓跑它们，做出来的金器就不亮了。我年轻时不信，有次熔金时跟香客说了句话，结果做出来的金佛脸上有个小麻点，只好用錾子刻成颗痣，才算圆了过去。

寺庙里的老金佛是光绪年间的物件，高两米，据说三十个工匠做了三年才成。佛的脸圆圆的，像十五的月亮，眼睛微阖着，像在看经堂里的每一个人；身上的衣纹褶皱自然，像刚被风吹过；右手结“施无畏印”，掌心向前，据说能驱散恐惧。我每次擦佛身时，都会摸一摸佛的掌心——那里有个米粒大的凹痕，师傅的师傅说，那是当年一位老工匠掉的眼泪，金还没凉透，就冻在了上面。“金器要带点人气，”师傅教我时，总用干净的白布擦我的手，“手干净，心干净，做出来的佛才会笑。”

前几日，成都来的学者围着我看修经筒，他戴的眼镜片很厚，把经筒上的“六字真言”放大了好几倍。“次仁师傅，现在有激光雕刻，又快又准，何必还手工敲？”他指着我手里的錾子问。我没说话，只是用錾子在金片上轻轻一点，刻出个“嗡”字的起笔，笔画的边缘带着细微的锯齿，像刚破土的芽。“你看，”我把金片递给他，“机器刻的字，笔画是平的，像冻住的水；手工敲的，每一笔都有起伏，像流动的河。念经要用心，刻字也要用心，佛才听得见。”学者拿起金片对着光看，突然说：“这笔画里，有慈悲。”

傍晚给新做的金供碗鎏金，指尖沾着金水，凉丝丝的。供碗的碗沿要刻“卍”字纹，每道纹路都要首尾相接，不能断。我刻得很慢，一下一下，像在数念珠。想起十八岁那年，阿妈送我的第一把刻刀，木柄上缠着她亲手织的红绳，绳结是“吉祥结”。“金是佛的衣，心是人的佛，”阿妈把刻刀塞进我手里，“做金器，先做人心。”

月光爬上金顶的时候，我刚好把小金佛的耳垂补好。用麂皮擦去金粉，佛的侧脸又变得完整，眉眼弯弯的，像在笑。四十三年了，我刻过无数佛像、经筒、供碗，金粉落满了我的指甲缝，刻刀磨短了一把又一把，突然明白：金器不会老，它只是把时光，变成了看得见的虔诚。就像这跑马山的雪，年年落，年年化，却永远洁白；就像经堂里的酥油灯，点了又灭，灭了又点，光却一直都在。

羌族：尔玛老人的玉器回忆录

我叫尔玛，今年七十二岁，是羌族最后的玉匠之一。我家神龛的正中央，摆着块青绿色的玉璧，巴掌大，中间有个圆圆的孔，边缘刻着九曲水纹，像岷江的支流，弯弯曲曲地流。这玉璧传了七代，从我记事起，它就摆在那里，被香火熏得温润，被岁月磨得光滑，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着我们家的晨昏。

年轻时，我跟着父亲学磨玉。选玉要去岷山深处的溪流，最好是月圆之夜。父亲说玉是“山的骨头”，有灵性，会“喝水”——月光下，表面能凝出露珠的才是“活玉”，干巴巴的是“死玉”，刻不出好纹路。我们背着竹篓在溪水里踩石头，冰凉的溪水没过膝盖，父亲的草鞋磨出了洞，脚趾头露在外面，却总能在一堆乱石里准确地找出藏着玉的那块。“你听，”他捡起块绿石头，用小石子敲敲，“活玉的声音清越，像碉楼里的风铃声；死玉发闷，像堵墙。”

有次我在乱石堆里捡到块巴掌大的玉石，上面的纹路很奇特，像两只羊角缠在一起。父亲接过石头，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溪水里，浑浊的眼泪滴在玉石上，晕开一小片湿痕。那是块新石器时代的玉璋，边角虽然磕坏了，但上面的羊角纹，和我家传的玉璧一模一样。“这是一家人，”父亲把玉璋用红布包起来，紧紧抱在怀里，“玉认亲，比人还准。多少年前是一家，多少年后还能认出来。”

磨玉的石板是祖上传下来的青岩，长三尺，宽两尺，边缘被磨得像镜子。粗磨时要用河里的砂石，像给玉“剪头发”，要顺着玉的纹路磨，不能横冲直撞；细磨时换麂皮，得磨到玉能照出人影才算成。父亲常说：“玉要磨，人也要磨，越磨越亮。”我二十岁那年，把一块准备做玉琮的料子磨裂了，裂纹像条小蛇，在玉上爬。我抱着玉哭了一下午，父亲却用红铜丝把玉缠起来，在裂口处刻了朵羊角花：“你看，玉碎了，还能开出花来，人也一样，跌了跤，爬起来更精神。”

羌族的玉是会“说话”的。我儿子出生那天，神龛上的玉璧突然变得温润，像捂热的鸡蛋；老伴走的那年冬天，玉璧上长出块淡淡的黄斑，像滴没擦干的眼泪。每年春耕前，我会把玉璧摆在碉楼前的祭台上，用松枝蘸岷江的水洒在上面，柏枝的烟雾里，玉纹的影子在墙上晃，像祖先在点头。有次城里的教授带着放大镜来，对着玉璧看了半天，说上面的水纹和三星堆出土的玉器是一个路子。“你们的祖先，早就懂得跟自然对话。”教授的话我听不太懂，但我知道，玉里住着祖先，他们看得见我们现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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