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发动清党运动，到处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当时在军阀部队中的一些党员，尤其是当了团长、旅长的党员，有的意志不坚定，颓废堕落，自动退党或投降叛变。去广州找党的钟克容，1928年春被白色恐怖吓倒，回家务农。与旷继勋同时入党的团长王汉章，1929年春也丢下团职务，逃回成都。而旷继勋在白色恐怖中却更加坚定、沉着，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和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省委开展党的活动缺乏经费，他设法供给；党的机关，他设法保卫；凶恶的敌特，他设法除掉；不少暴露了而无法隐蔽的党员，省委都派到他的部队去安排工作。旷继勋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对马列主义真理，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移，保护了许多人，帮助党组织度过了困难时期。

武装起义与转战

旷继勋部这支党掌握的武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仍坚持革命斗争，令四川反动当局日益怀疑和不安，企图寻找机会整编和消灭这支队伍。1928年秋，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暗中支持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军阀组成“四川同盟军”，准备进攻盘踞下川东一带的军阀刘湘。李家钰、罗泽洲来省请兵参加，川军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江防军司令黄隐便决定派旷继勋所在的第七混成旅去参加下川东之战，企图既可攻打刘湘，又可借战争削弱或消灭该旅，若战争一时打不起来，也可趁机将其调走再设法消灭，这是一箭三雕的毒计。

旷继勋和该旅党的军委支向中共四川省委汇报请示。省委举行特别会议，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本应反对军阀战争，去参战不符合党的军事原则，但不去参战会遭停发供给或强行整编，党的武装会受更大损失；从实际出发，如去参战采取失败主义，不帮军阀打，而是利用军阀打军阀，既可能在战争中保持和发展革命力量，也可支持川东农民运动，因此省委同意让第七混成旅去参加下川东之战。旷继勋遵照省委决定，发动部队讨论统一认识，全旅东下广安、合川配合李家钰、罗泽洲部队进攻重庆。1928年冬，进攻重庆战役失利，第七混成旅退驻李、罗防地。此时，旅长刘丹五把旅长职务交给旷继勋代理，回成都过新年后称病不返，此后第七混成旅一直由旷继勋代旅长。

旷继勋率部驻广安时，军阀罗泽洲请他到家赴宴，请教练兵方法。旷继勋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因做政治工作，官兵知道为革命牺牲，所以能勇敢善战。罗泽洲请旷继勋派人帮他做政治工作，旷继勋请示省委后派人到罗泽洲部队。

不久，旷继勋又率部移驻李家钰防区的蓬溪、射洪、蓬安镇一带。黄隐到简阳命令旷继勋旅开到成都整编，旷继勋识破其借整编打击革命力量的阴谋，拒绝听命。黄隐要旷继勋亲到简阳面谈，旷继勋只派副官敷衍。拒绝整编后，黄隐停发部队粮饷，官兵生活困难，同时李家钰、罗泽洲等频繁调动部队，妄图吃掉这支红色部队。

在部队危急情况下，旷继勋和该旅军支多次开会研究，向省委写报告要求批准起义，去打游击、建立根据地保存实力。省委批准报告，并派罗世文和朱三元参加领导起义工作。旷继勋等确定起义后行动计划：部队向下川东进发，在梁山（今梁平）农民运动配合下渡长江，进入湘鄂西与贺龙部会师；若不能打过长江，则回师东进，与王维舟、李家俊的游击队会合，到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建立根据地。同时，从城里请来成衣工、刻字工、印刷工等，准备起义用的旗帜、臂章、帽花、标语等。

1929年6月29日，起义爆发。旷继勋指挥全旅4000多官兵到蓬溪牛角沟（今大石乡境），开全旅官兵大会，宣布起义，树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大旗，旷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朱三元任前委书记。旷继勋身先士卒，率部转战蓬溪、西充、南部、营山、梁县、达县、梁平县之间，一路上打土豪、分浮财，建立政权，开仓济贫，克新镇，所向无敌，工农群众踊跃参军。红军按预定计划过渠河，经达县南岳场，7月30日进到梁平县虎城场、猫儿寨地区。敌军凭险堵截，后面追兵又到，红军寡不敌众，攻猫儿寨严重失利。

旷继勋请示省委部队失败后怎么办，省委指示“这次起义政治影响很大，军事上失败了政治上也是胜利的”，决定送旷继勋到苏联学习，派人从梁平县直送上船。旷继勋走后第二天，部队在达县万家坝碗厂沟、云雾山一带被敌人击散，部分党员辗转到其他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这次起义虽失败，但在四川革命史上写下光辉一页，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鼓舞了四川人民的革命斗志。

1929年8月，四川省委派刘披云陪同旷继勋去上海找党中央。他们从重庆乘轮船东下，旷扮作刘的表兄，装患重病，头包白布帕，贴膏药，睡在下铺，声称到上海治病。到上海后，刘披云找霍步青交四川省委介绍信，第二天党中央派人把旷继勋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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