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游击队中，绝大多数是红三军的地方工作队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地方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组织起一支支英勇的游击队。但也有少数游击队是当地穷苦农民主动要求建立的，他们渴望摆脱压迫，追求自由和幸福，自发地组织起来投身革命。1934年6月下旬，红三军刚刚离开沙子坡不几天，马家庄农民汪岱廷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主动前往枫香溪寻找红军，请示成立游击队的事宜。贺龙军长亲自接见了他，被他的热情和决心所打动，当即批准了他的要求，并给他写了一张表示支持的字条。汪岱廷如获至宝，回来后把贺军长的字条给穷苦农民们传看，大家深受鼓舞，情绪高涨，几天之内便建立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汪岱廷的带领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为保卫家乡、打击敌人做出了重要贡献。

陡溪茶元农民张羽乔、张羽林、张着礼等人于7月上旬到白石溪投奔红三军。红军干部了解他们的来意后，布置他们回来暗中组织游击队。他们满怀使命感，回来后积极串联了茶元、杨柳、干木堆、道坨、梨子树等地的四十余个农民。8月中旬，红三军派了一个班前来参加他们游击队的成立大会，红军任命张羽朋为大队长，该游击队属川黔边独立团领导。二六军团会师后，张羽朋领导的游击队编为黔东独立师川黔边独立团第三连，张羽朋任连长。在后来的战斗中，他们跟随部队转战各地，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游击队的装备极为简陋，只有少数人拥有枪支，且每枪仅有几发子弹，多数人只能扛着梭标、马刀和火枪等简陋武器。然而，尽管装备如此之差，他们的纪律却相当严格。红军要求各地工农武装，必须牢牢记住“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的宗旨，时刻保持坚定的立场，做到公私分明，绝不允许违犯纪律，贻害人民。人人几乎都会唱《红军纪律歌》，每逢行军打仗，队伍开拔之前照例要唱这首歌，歌词如下：

服从革命命令，听从官长指挥，虽再艰难困苦，坚定革命意志。以求得最后胜利，无有命令誓不退却。

严守阶级纪律，拥护工农利益，虽再饥寒交迫，不要扰害贫民。我们都是工农出身，不要忘却阶级纪律。

打土豪要归公，严禁私自没收，无论一行一动，牢记团体利益。刻苦自励，严格遵守，时常注意不要贪污。

红军工农武装，工农革命先锋，发展群众斗争，组织最为紧要。组织严密指挥统一，严防富农混入组织。

我们目前任务，实行土地革命，铲除封建势力，杀尽土豪劣绅。许多工农尚未了解，努力宣传扩大影响。

对于那些不服教育，执意违犯纪律者，一经查实，立即严肃处理。罗南溪乡游击中队长杨通茂因受贿包庇土豪劣绅，严重违反了革命纪律，被红军处决于来安营；红花园乡游击中队长吴德高，风谷岭乡游击中队长杨秀章，也因贪污问题而被撤职。正是由于红军、游击队纪律严明，执法如山，才赢得了黔东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欢迎，人民群众纷纷支持和拥护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提供物资和情报等支持。

同时，红三军和各级政权还特别警惕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及其代理人混入游击队。徐汉章曾混入印江游击队并窃取了中队长职务，充当反动派的奸细。他的行为严重危害了革命队伍的安全，后经查出，被特区政府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为了支援战争和打土豪的需要，旧坝区大多数乡都分别成立了担架队，运输队。担架队和运输队基本上都由自卫队员充任，他们不辞辛劳，默默奉献，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其次，官塘区也积极参与其中，沙子坡自卫队曾多次参加红军打土豪，搞给养的活动，他们勇敢地与土豪劣绅作斗争，为红军筹集物资。此外，自卫队还担负了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为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代耕田地等任务。自卫队在从沙子坡到消水坑一线设立了哨棚七个，一旦发现敌情，便以放鞭炮、鸣锣为号，或以放倒“消息树”、收拢“消息伞”等方式传递情报，确保苏区能够及时掌握敌人动态，做好防御准备。有一次，敌侦探马龙头潜入苏区活动，被了望哨发现，锣声敲响后，自卫队迅速行动，立即四面包围，成功活捉并处死了马龙头，消除了潜在的威胁。女自卫队员任修福，以卖黑豆子和葵花子为掩护，先后深入到敌占区域的毛寨、板溪、杉树侦察敌情。有一次贺军长曾问她怕不怕，任修福坚定地回答说：“年轻八轻的怕哪样！”贺军长连声称赞：“好、好，积极、积极！”为了让参加红军、游击队的人员安心在外打仗，免除后顾之忧，自卫队还实行了代耕制度。如自卫队员张华安就负责为张华阳和王理树代耕十五挑面积的田土，让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战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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