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深秋的风裹挟着寒意掠过薛家庄。村口那棵百年老槐树的叶子已所剩无几，枯枝在风中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为即将发生的离别而哀泣。

薛二柱蹲在自家低矮的土坯房门前，粗糙的手掌摩挲着门框上因多年风吹日晒而开裂的木纹。屋内，瞎眼老母亲正用布满老茧的手摸索着捣药，臼杵撞击的声音沉闷而有节奏；十三岁的英子坐在灶台前，往灶膛里添着潮湿的柴火，浓烟弥漫了整个屋子，呛得她直咳嗽；媳妇阿梅则坐在昏暗的窗边，借着微弱的天光，缝补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衣裳。

“当家的，真要走？”阿梅停下手中的针线，抬起头，眼神中满是担忧与不舍。她的眼角已经爬上了细细的皱纹，这都是操持家务、为生活奔波留下的痕迹。

柱子叹了口气，将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烟灰簌簌落在地上：“你也看到了，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娘的眼睛一天不如一天，大夫说再不吃药，恐怕就彻底没指望了。英子也到了该好好读书的年纪，总不能让她一辈子在这穷山沟里，连字都不认识几个。”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我出去闯荡闯荡，说不定能找到赚钱的门道，等赚了钱，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阿梅咬着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放下手中的活计，走到柱子身边，伸手轻轻整理着他有些凌乱的衣领：“外面世道乱，兵荒马乱的，你一定要小心。要是实在不好混，就早点回来，家里有我在，再难也能撑下去。”

这时，英子从灶台前跑过来，一把抱住柱子的腿，小脸贴在他的裤腿上：“爹，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会乖乖听话，好好照顾奶奶和娘，你早点回来好不好？”

柱子弯腰抱起英子，亲了亲她冻得通红的小脸：“乖闺女，等爹赚了钱，给你买新衣服，买花书包，还送你去最好的学堂念书。”英子开心地笑了起来，可柱子却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瞎眼老母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摸索着从屋里走出来。她颤颤巍巍地伸出手，在空气中探寻着柱子的位置。柱子连忙上前，握住母亲的手。那双手干枯如柴，皮肤松弛得像是挂在骨头上，却依然温暖。“儿啊，”老母亲声音颤抖，“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太拼命。要是累了，就回来，娘在家里等着你。”

柱子强忍着泪水，点点头：“娘，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您在家也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透，整个村子还笼罩在一片漆黑与寂静之中。柱子背着简单的行囊，里面装着阿梅给他烙的几块硬饼，还有一件缝补好的旧棉衣。阿梅、英子和老母亲站在门口，目送着他离去。柱子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看，借着微弱的星光，他看到家人模糊的身影在寒风中伫立。他挥了挥手，转身大步离去，不敢再回头，生怕自己会忍不住留下来。

一路上，柱子风餐露宿。饿了，就啃几口硬饼；渴了，就喝路边的河水。夜晚，他就找个破庙或者桥洞将就一晚。经过几天的跋涉，他终于来到了北方的矿区。这里的景象让他震惊，无数衣衫褴褛的矿工进进出出，脸上身上都沾满了煤灰，活像一个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魂。矿井口不断有运煤的车进出，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煤烟味和血腥味。

柱子知道，这里虽然危险，但也是他赚钱的唯一希望。他咬咬牙，走进了招工处……

薛二柱站在矿区的招工处前，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人群，心里有些发怵。招工的牌子上写着“高薪诚聘矿工，待遇从优”，可旁边贴着的几张白布告却让人不寒而栗——上面都是近期在矿难中丧生的矿工名单。

“新来的！想赚钱就别怕死！”一个满脸横肉的工头大声吆喝着，眼神中满是轻蔑，“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进了矿，生死就由不得你们自己了！”

柱子深吸一口气，挤到前面：“我干！”工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嗤笑一声：“行啊，看着还算结实。先去领套工作服，明天就下井。”

就这样，柱子开始了他的矿工生涯。每天天不亮，他就要跟着其他矿工下到漆黑的矿井里。矿井里潮湿阴暗，巷道低矮狭窄，人只能弯着腰前行。头顶上时不时有水滴落下来，砸在安全帽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瓦斯味和煤粉，让人喘不过气来。

柱子和工友们拿着工具，一镐一镐地刨着煤。手上很快就磨出了血泡，可他不敢停歇。他知道，每多刨出一点煤，就能多赚一点钱，家人的生活就多一分希望。有时候遇到煤层坚硬，刨起来格外费劲，一天下来，整个人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这天，矿上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原来一处矿洞的炸药哑炮了，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情况万分危急。老板站在矿洞口，急得团团转：“谁能把哑炮处理了，赏 50 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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