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1616年2月17日），赫图阿拉城，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踏着木阶登上汗位时，他身后的八面旗帜突然被风卷得猎猎作响——那是按八旗制式缝制的新旗，黄、白、红、蓝四正色与镶边四色。

赫图阿拉坐落于苏子河与加哈河交汇处的台地上，三面环山，一面濒水，夯土筑成的城墙刚过丈高，却将河谷里最肥美的土地圈入怀中。城墙沿山势蜿蜒，像条蛰伏的巨蟒，东、南、北三面各开一门，唯有西门留作泄洪通道。城内分内外两重，外城住着八旗兵丁与工匠，内城则是努尔哈赤的宫室与议事大厅，十几座青瓦木屋错落排列，最显眼的是那座挂着“尊号台”匾额的大殿，松木梁柱尚未上漆，露出新鲜的木纹。

站在尊号台上的努尔哈赤已五十八岁。他身着明黄色常服，腰间悬着那柄随他征战三十年的鲨鱼皮鞘宝刀，刀柄上的宝石在晨光里闪烁。台下跪着的不仅有建州女真的大小贝勒，还有来自海西女真辉发、乌拉部的降将，甚至有蒙古科尔沁部的使者——这些人曾是他的死敌，如今却垂首听候号令。当额尔德尼巴克什用满语高声宣读“复育列国英明汗”的尊号时，努尔哈赤缓缓抬手，止住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目光扫过台下一张张或敬畏或忐忑的脸。

这一天的仪式，努尔哈赤筹备了整整三年。

四十五年前春天，赫图阿拉还只是建州左卫一个不起眼的屯寨。十岁的努尔哈赤攥着母亲喜塔腊氏留下的一副鹿骨梳，躲在祖父觉昌安的帐幕后，看着继母那拉氏将家里最后一袋小米搬到自己儿子的帐篷。父亲塔克世在一旁沉默着。三年后前母亲病逝，努尔哈赤成了家里多余的人，他带着弟弟舒尔哈齐、雅尔哈齐搬到外祖父王杲的部落，靠采参、打猎换取衣食。在抚顺马市上，他用晒干的人参换过汉人商贩的铁锅，也听过说书人讲岳飞抗金的故事，那些“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旧闻，像种子落在他心里。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的儿子阿台在古勒寨起兵反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围剿。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本是为劝降阿台而来，却在明军攻破寨门时被误杀。当努尔哈赤从李成梁营中奔回古勒寨，只找到父亲被烧得焦黑的铠甲碎片时，抚顺关的明军还在清点缴获的首级。他攥着那副残甲找到明朝边官，得到的答复是“误杀”，外加三十匹马、三十道敕书的赔偿——这轻飘飘的补偿，成了点燃燎原之火的火星。

同年五月，努尔哈赤以祖父、父亲留下的十三副铠甲为兵，在赫图阿拉附近的二道河子誓师。他站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将一支箭插进地里：“尼堪外兰（引导明军的女真叛徒）杀我父祖，此仇不共戴天！有不从我者，犹如此箭！”台下只有百十来号人，多是沾亲带故的子弟，连像样的兵器都凑不齐，有人手里还握着削尖的木棍。但就是这十三副甲胄，成了女真重新崛起的起点。

努尔哈赤先攻打尼堪外兰盘踞的图伦城，对方一触即溃，带着残部逃往嘉班城；转年春天再攻嘉班，尼堪外兰又跑到抚顺关下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在关前扎营三日，明朝边将终究不敢护着这个麻烦，眼睁睁看着尼堪外兰被女真兵斩杀。这场持续两年的追杀，让努尔哈赤在建州女真中崭露头角，但真正让他站稳脚跟的，是对内部的铁腕整合。

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筑城，设理政五大臣、扎尔固齐（断事官），制定“定国政”三条：“凡作乱、盗窃、欺诈者，严惩不贷”。他坐在自己搭建的木屋里，听五大臣汇报案情，用女真旧俗结合汉法断案。有一次，栋鄂部的人偷了建州的牛，努尔哈赤不仅罚其十倍赔偿，还让偷牛者在部落大会上自扇耳光——这种带着羞辱性的惩罚，比单纯的杀戮更能震慑人心。他还规定，无论贵贱，杀人者必须偿命，哪怕是贝勒犯错，也要当众受罚。这些规矩让涣散的女真部落第一次有了秩序，也让更多人愿意投奔赫图阿拉。

当时的女真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其中海西女真的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四部最为强盛，他们阻碍了建州女真扩张的道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叶赫贝勒布斋联合乌拉、哈达等九部联军三万，分三路扑向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让人在城外险要处挖深壕、设栅栏，自己则在城楼上酣睡。妃子富察氏不解，他笑道：“九部联军虽多，却是乌合之众。我若害怕，他们必乘势来攻；我若安睡，他们倒要疑神疑鬼。”次日清晨，他亲率五千精兵在古勒山列阵，让额亦都率百骑挑战。叶赫贝勒布斋不知是计，怒冲冲挥刀冲阵，却被木桩绊倒，建州兵上前一刀斩下首级。联军见主帅被杀，顿时溃散，乌拉贝勒布占泰被俘时，还在乱军里咬掉了建州兵的一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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