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病榻上的玉兰苞

1984年冬，朝阳电厂的职工培训教室里。我拿着学生名单逐一点名时，目光落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关玉红正低着头，右手攥着工作服衣襟，指节泛白。她的脸比上周初见时更苍白，原本梳得整齐的麻花辫松了一绺，搭在颈侧，像株被风雨打蔫的禾苗。

“关玉红？”我提高了些声音。

她猛地抬头，眼里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强撑着应了声“到”。起身时，她下意识地按住了左胸，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又飞快舒展开，仿佛那瞬间的疼只是我的错觉。

点名后我叫住她：“跟我去趟厂职工医院。”

她站在原地没动，指尖绞着衣角，声音细得像蚊子哼：“老师，我没事，就是老毛病，歇歇就好。”

“老毛病？”我往她的胸部瞥了眼，昨天与她同住一屋的同学已经告诉了我，“你胸部长东西，疼得直冒冷汗，这叫没事？”

她的脸“唰”地红透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没掉下来。“我怕……怕厂里知道了不让我实习，也怕同学笑话。”她咬着唇，声音发颤，“我爸妈在通辽农村，供我读中专不容易，我不能拿不到毕业文凭。”

那天傍晚，我带着她去了朝阳电厂的职工医院。老医生摸了摸听诊器，眉头拧成个疙瘩：“得赶紧去沈阳大医院查，这肿瘤看着不像好东西，拖不得。”

关玉红的脸瞬间没了血色，扶着墙才站稳。实习队的队长谷老师知道后，立刻让我护送关玉红连夜回沈阳。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晃着，她靠在椅背上，疼得睡不着，却一直没哼声，只是偶尔从包里摸出本《锅炉原理》，借着昏暗的车灯翻几页。

“别看书了，眯会儿。”我把外套披在她肩上。

她转过头，眼睛在夜色里亮得惊人：“老师，要是……要是查出来真不好，我这学是不是就白上了？”

“胡说。”我把她的书合起来塞进包里，“先治病，病好了，咱们还得回校学知识。通辽那边正在建电厂呢，以后说不定你还能回去建设家乡，哪能现在就打退堂鼓。”

她没再说话，只是轻轻“嗯”了一声，把脸埋在我那件外套里。我借着窗外掠过的灯光看她，单薄的肩膀微微抖着，却像颗埋在沙里的种子，哪怕压着石头，也在偷偷攒着破土的劲儿。

二、通辽电厂的初绽

1987年秋，我带着新一届学生去通辽发电厂实习。车子刚驶进厂区，就看见烟囱高耸，冷却塔冒着白汽，科尔沁草原在秋阳下铺成金毯，正像诗人贺敬之所写的“草原明珠”，果然不是虚言。

电厂的人来接我们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人群里的关玉红。她穿了件藏蓝色的工装，头发剪短了，在脑后扎成个利落的马尾，脸上没了当年的苍白，颧骨透着健康的红晕。看见我时，她眼睛一亮，快步走过来，声音清脆：“老师！您怎么来了？”

“带学生来实习，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我打量着她，她手里捏着个笔记本，封面上印着“通辽发电厂”的字样，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病好了？”

“早好了！”她拍了拍胸脯，笑着说，“当年在沈阳做了手术，切片是良性的，养了半年就好了。中专毕业分配，我一听说通辽电厂招人，立马就报了名。”

她说话时，阳光落在她脸上，把细小的绒毛都照得清清楚楚。我想起三年前那个在火车上偷偷掉眼泪的姑娘，再看眼前这副鲜活的样子，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暖烘烘地填着。

那天晚上，关玉红在电厂的食堂请我和几个学生吃饭。她端着搪瓷缸子，挨个给我们倒汽水，轮到我时，她手腕轻轻一斜，汽水沫子冒了出来，她赶紧用纸巾擦了擦，抬头时眼里含着泪：“老师，当年要是没您送我去沈阳，我可能……”

“说这些干啥。”我端起缸子跟她碰了下，“你能好起来，能来这儿上班，是你自己争气。”

她吸了吸鼻子，把眼泪憋了回去，又笑起来：“对，我得争气。我们厂现在已经运行了两台机组，以后还要扩建呢，我得好好学，不能落在后面。”

吃饭时，旁边桌的师傅凑过来打趣：“小关，这就是你常念叨的老师啊？你可跟我们说过好几回，当年要不是老师，你都没勇气做手术。”

关玉红的脸又红了，却没否认，只是给那师傅递了块馒头：“王师傅，您别瞎说。”

我看着她跟师傅们熟络地说笑，看着她给学生们讲电厂的设备时眼里的光，忽然觉得，她就像科尔沁草原上的红玉兰，熬过了寒冬，总算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要开花了。

三、 校园里的重逢

1990年春天，我在教学楼门口撞见了关玉红。她背着个帆布包，手里抱着几本厚厚的书，正低头往教室走，差点撞到我身上。

“老师？”她惊得后退一步，怀里的书掉了一本，《汽轮机运行与维护》，封面上写着她的名字，字迹娟秀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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