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他又被叫去谈了两个小时。

这次问得更细，从他在欧洲的每一顿饭、每一次见面、每一通电话，到他跟代表团成员的每一次交流、每一次指示，几乎精确到了每一分钟。

胡步云一一回答，不急不躁。

他注意到，林知媛问问题的时候，语气始终很平和，没有任何攻击性，甚至偶尔会露出一点微笑，像是在跟老朋友聊天。

这让他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些。

他知道，高隆和宋道宪应该已经跟国安和公安那边打过招呼了。

林知媛这边，虽然纪委是独立的，但他们之间毕竟有渊源，林知媛又是楼锦川的老部下，不会故意刁难自己。

而且，从她问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来看，她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需要被“拿下”的对象，更像是在履行一个程序。

但该走的程序，一步都不能少。

这是规矩，也是纪律。

同期，远在北川的调查也在同步进行。

龚澈带着代表团成员回到浩南后，没有回省委，而是直接被带到了省纪委的一间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灯光惨白。

桌上放着录音笔和笔记本，几个表情严肃的工作人员坐在对面，像在审讯犯人。

“龚澈同志，请您把欧洲之行的详细情况说一下。”

龚澈坐在椅子上，腰板挺得笔直，脸上的表情不卑不亢。

他跟着胡步云这么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这点阵仗还吓不到他。

他从出发开始讲起，每天的行程、每次会议、每次会见，事无巨细，一一交代。

工作人员问得很细，有些问题甚至让他觉得有些可笑。

比如“您在加特市期间，有没有单独外出过？”“您在酒店房间里，有没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您跟当地华人华侨有没有过接触？”

龚澈一一回答，滴水不漏。

问到酒店顶层露台事件时，他的描述与胡步云在京都的说法完全一致：书记喝多了，想上去吹吹风，遇到了袭击，安保人员及时赶到，对方逃跑，书记受了点皮外伤。

“当时您在哪里？”

“我在剧场看演出。”

“为什么没有陪同胡书记？”

“书记说他想一个人静静，让我去看演出，长长见识。”

“您不觉得这不符合安保规定吗？”

龚澈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我当时也觉得不太合适，但书记决定了的事，我劝不动。这是我的失职，我愿意接受组织处理。”

这话说得既坦诚又得体，既承认了错误，又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

工作人员又问了几句，见问不出什么新的东西，就让他先回去休息了，说可能还会再找他谈话。

孙江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

他和他的四个队员被分开谈话，每个人都把事先对好的说法又说了一遍：

他们在酒店周围布控，发现有人上了顶层露台，立刻上去处置。

对方有枪，他们赤手空拳，为了保护胡书记的安全，他们采取了果断措施，与对方发生了搏斗，但对方趁乱逃跑。

“为什么没有带枪？”

“出访期间，根据外事纪律和外方要求，我们的枪支没有随身携带，锁在酒店的保险柜里。”

“为什么不及时报警？”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了当地警方，但警方赶到时，对方已经逃跑了。”

这些话，每一句都是实话，但每一句都经过了精心设计，既不违反纪律，又不暴露任何不该暴露的信息。

大壮、黑子、李二虎这些人的名字，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

就像他们从未在欧洲出现过一样。

胡步云在西山疗养院的第三天，宋道宪来了。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头发比上次见面时又白了一些，但精神还好，走路腰板挺直，看不出是个六十出头的人。

他进门的时候，胡步云正坐在窗前看书。听到敲门声，他站起来，走过去开门。

“宋叔。”

宋道宪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走进来在椅子上坐下。

胡步云给他倒了杯茶，放在他面前。

宋道宪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然后抬起头看着他。

“步云，你实话告诉我，在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

胡步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从收到邀请开始，到怀疑有人想借机动手，到大壮他们提前部署，到露台上的枪声和搏斗，到他如何脱险，如何善后，没有隐瞒，也没有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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