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韦士沉重地点点头：“也只能如此了。

我亲自起草报告，立刻发往伦敦。

希望首相阁下能理解我们的苦衷，或许……或许财政部能挤出一些特别援助？”尽管他口中说着希望，但眼神深处却是一片黯淡。

作为与伦敦高层保持密切联系的银行家，他比在座任何人都更清楚大英帝国母体如今的窘境。

庞约翰和其他几位在场的董事脸上也勉强挤出一丝希冀。

他们内心深处或许还残留着一丝幻想，认为伦敦方面不会坐视汇丰——这个帝国在远东最重要的金融堡垒——陷入危机。

他们盘算着，或许可以内部再想想办法，东挪西凑，或者寻求其他财团的短期拆借，也许能暂时顶住压力，耗过何晓的逼迫？

然而，沈弼的内心却是一片冰凉。

他不需要等待伦敦的回音，就已经预知了答案。

因为他太了解当下的英吉利了。

那个曾经号称“日不落”的帝国，早已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高通胀、低增长、高失业，这三重诅咒死死地缠绕着赢国经济。

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成为了压垮财政的沉重负担。

1976年，福利支出占到了赢国政府总支出的63%！巨额的财政赤字如同无底洞，1976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高达-5%，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在1979年也达到了55.2%。

同时，贸易逆差持续扩大，1974年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例达到-3.9%。

高福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生产的积极性，加剧了经济的僵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铁娘子于1979年上台，开始了其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核心理念就是缩减福利开支、削减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巨额补贴，推行激进的私有化政策。

在撒切尔的主导下，赢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出售电信、航空、钢铁、能源，即何雨柱买下的英吉利石油，等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甚至连自来水公司、天然气公司也未能幸免。

这些私有化浪潮为赢国国库带来了数百亿英镑的巨额收入，不仅缓解了财政压力，更重要的是，将这些企业推向市场，旨在通过引入竞争提高效率，激发经济活力，最终目标是重塑赢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彻底摆脱沉重的财政包袱。

到了1987年，撒切尔内阁对财政纪律的要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苛程度。

政府内部达成强硬共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停止并结束官方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状况！其施政宗旨明确转向“低支出、强市场、控福利”。

在这种举国上下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氛围下，指望伦敦方面为远在港城的汇丰银行提供巨额资金援助？沈弼深知，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希望渺茫，渺茫到近乎绝望。

诚然，历史证明，撒切尔的改革在经历阵痛后确实取得了成效。

到了1988年年底，赢国政府终于实现了自1970年以来的首次财政盈余，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然而，历史的关键在于“时点”。

现在是1987年年底，不是1988年年底！1987年的赢国，官方财政依旧深陷赤字泥潭，失业率仍高达10.3%。

在这个节骨眼上，撒切尔政府自身都在为平衡预算焦头烂额，国库空虚，哪里还有余力去填补汇丰在港城遭遇的流动性窟窿？即使有心，也绝对无力。

残酷的现实如同冰冷的潮水，渐渐淹没了会议室里最后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

庞约翰关于现金流紧张的警告，如同丧钟般在每个人心头敲响。

汇丰银行，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金融帝国，此刻发现自己真的已无路可退。

要想从眼前的资金困局中脱身，避免更严重的危机，他们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向那个年轻的华商对手——何晓——低头妥协。

因为何晓手中掌握的现金实力，远超汇丰的预估。

这个继承了娄半城庞大商业帝国的年轻人，其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模，已经达到了足以让汇丰这样的老牌银行都感到心悸的地步。

他并非虚张声势，而是确确实实拥有随时调动数十亿甚至上百亿港元的能力。

这才是他敢于开出如此苛刻条件、逼迫汇丰就范的最大底气。

最终，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在伦敦方面爱莫能助的沉默中，汇丰银行艰难地做出了决定。

他们接受了何晓的条件，以折价15%的价格，将恒升银行的控股权以及相关资产，悉数转让给了娄氏集团。

这笔交易，对汇丰而言，如同剜肉补疮，虽然暂时缓解了迫在眉睫的现金流危机，得以“劫后余生”，但其核心资产和象征性影响力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汇丰在港零售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消息传出，震动香江。

有人惊叹于何晓的魄力与手腕，有人感慨于英资的衰落，也有人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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