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再说什么。

我站起来，把碗筷收了，端到厨房去洗。

水龙头哗哗地响着，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泡在满是泡沫的水里。

我在想，如果养父还在，他会怎么说？他会让我回去上学吗？

我不知道。

他活着的时候也没有为我做过什么重大的决定，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沉默的、每天早出晚归开面包车送货的男人。

他死了，连最后一个可能替我说话的人也没有了......

十七岁，我辍学了。

班主任打电话来问，我说我不读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徐沐也，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说想好了。

她叹了一口气，说：“如果你需要帮助，随时联系我。”

我说谢谢老师，挂了电话。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坐在床上，一边抠着衣服上的纽扣，一边发呆，忘了当时在想什么，大概也只能是为找工作发愁吧。

后来，一个以前和我关系不错的同学帮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在她父亲的酒店里当服务员。

我们初中同班，高中同校，她也是为数不多知道我家出事后主动联系我的人。

她知道我的情况，没有多问，只说了一句：“你先干着，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我点了点头，说谢谢。

酒店的工作不难，但累。

每天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站十几个小时，脚底板疼得像针扎。

迎宾、端盘子、倒水、点菜、擦桌子、应付各种各样的客人。

有的客人客气，会说一声谢谢。

有的客人挑剔，嫌菜慢了嫌汤凉了嫌服务不到位，指着鼻子骂我也不许还嘴。

经理说，服务业就是这样，工作内容就是让各种不顺心的客人舒心。

然后，我学会了笑，习惯了给所有人道歉。

我开始变得“活泼开朗”，和同事开玩笑，和熟客聊天，偶尔还能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一个性格很好的女孩子，乐观、积极、爱笑。

这份让我身心俱疲的工作我干了三年。

三年里，我的底薪涨过一次，从两千八涨到了三千五。

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我会留下五百块作为自己的生活费，剩下的全部转给养母。

因为酒店包三餐，所以只要精打细算，五百块也够用了。

我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不敢有任何额外的开销。

因为我知道，一旦我这边省不下来，养母那边的电话就会打过来。

她在电话里总是那几句话：“沐也，这个月的复健费还差八百。”

“沐也，沐之的药吃完了，你去医院开一下吧。”

“沐也，你弟弟说他想吃排骨，你周末买点回来。”

我每次都回答：“好，我知道了。”

有时候挂了电话，我会坐在员工休息室的椅子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我在想，我的人生是不是就这样了。

二十岁，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没有存款，有一个瘫痪的弟弟和一个行动不便的养母。

我的人生好像已经能看到头了，继续当服务员，攒一点钱，然后被生活的各种开支榨干，然后再攒，再被榨干，循环往复......

我不甘心。

但我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我被困住了，被责任、被恩情、被那句“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不容易”牢牢地捆在原地，动弹不得。

我爱不起这个家，也恨不起这个家。

他们对我不好，他们没有给过我真正的爱，没有把我当成亲生的孩子，没有在我需要支持的时候站在我这边。

但他们对我也不坏，他们给了我一口饭吃，给了我一个屋檐住，还把我带进城里上学。

对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能做到这一步，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我连恨的资格都没有，这才是最痛苦的。

二十岁那年，我换了一份工作。

起因是一个常来酒店吃饭的客人，他开了一家高档网咖。

他偶然看到我在包厢里服务，说我形象不错，问我想不想换个环境，工资比酒店高。

我问高多少，他说至少两倍。

我没有犹豫太久，辞职，去了他的网咖。

网咖的工作内容和酒店差不多，也是端茶倒水、打扫卫生、接待客人。

但这里的氛围轻松很多，客人大多是年轻人，来打游戏的，不太计较服务细节。

制服也换了，短裙，白衬衫，黑色领结，有时候还要穿cos服。

老板说这是网咖的特色，吸引人气。

我穿过猫娘装，穿过水手服，还穿过一套我不知道出自哪个动漫角色的白色连衣裙，戴了一顶银色的假发。

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装扮，我站在镜子前，都不认识自己是谁。

不过，我是谁并不重要，钱才重要。

这份工作，每个月能拿到六七千，旺季的时候能上万。

但我依然存不下钱。

徐沐之的治疗就像一个无底洞，复健、针灸、理疗、中药、西药、定期复查、辅助器具，每一项都在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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