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生活的真相是日复一日的平淡，直到那个电话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在我看似平静的湖面激起惊涛骇浪。我叫田颖，是一家企业里再普通不过的管理人员，每天面对着报表、会议和永远也回复不完的邮件。我的世界，是由KPI、流程和理性规划构成的。我坚信，只要计划周详，一切都能按部就班。包括我的婚礼。

我和男友李哲的婚期，定在农历八月初六。这个日子，是半年前就请人看好，精心定下的。请柬早已发遍亲友同事，酒店、婚庆、蜜月行程，所有细节都核对无误。我只等着时间一到，披上嫁衣，完成一个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婚礼前三天，我向公司请了假，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槐花坪。村子不大，依山傍水，平日里鸡犬相闻，安宁得仿佛世外桃源。我带着满心的喜悦和一丝待嫁的羞涩，准备享受婚前的短暂闲暇。

然而，就在我回家的第二天下午，母亲从外面回来，脸色有些不对，欲言又止地对我说：“小颖，后山的七叔公……老了。”

“老了”是我们这边的土话，意思就是过世了。七叔公是村里辈分很高的老人，年轻时走南闯北，据说见过大世面，性格也有些执拗古怪。我对他印象不深，只记得是个瘦高、沉默、眼神锐利的老人。听到这个消息，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一种不祥的预感悄然爬上心头。后山离我家不远，七叔公的家，几乎就在我们进出村子的必经之路旁。

“妈，那……丧事什么时候办？”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母亲叹了口气：“听你五婶说，好像就是明天开始搭棚子，停灵三天，正日子……好像就是初六。”

初六！我的心脏猛地一沉，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初六，正是我结婚的日子！我们槐花坪有个老辈传下来的忌讳，红白喜事绝对不能撞日子，更不能撞路。尤其是出殡的队伍和迎亲的队伍如果碰上，那是顶不吉利的事情，据说会冲撞新人，带来厄运。虽然我和李哲都在城里工作，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些乡村习俗未必全信，但结婚这种事，谁不想图个顺顺当当、大吉大利？更何况，家里的长辈，尤其是我的父母，对此极为看重。

整个傍晚，我都心神不宁。夕阳的余晖给熟悉的小院涂上一层暖金色，却丝毫驱不散我心底的寒意。我甚至能隐约听到后山方向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哭声和忙碌的动静。那种感觉很奇怪，就像你正准备赴一场期待已久的盛宴，却突然发现宴厅的隔壁正在布置灵堂。喜悦和悲伤，两种极端的情感隔着一堵薄墙，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李哲打电话来确认最后的行程时，我支支吾吾地说了这件事。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用一种试图轻松的语气说：“宝贝，别想太多，都是老迷信了。咱们科学一点，结咱们的婚，没事的。” 话虽如此，但我能听出他语气里也有一丝不确定。他可以不在乎，但我不能不在乎我的父母，不在乎村里那些看着我从穿开裆裤长大的乡亲们会怎么议论。他们会说，田家闺女真倒霉，结婚碰上抬死人，这婚事怕是不长久。

内心的挣扎像两只手在撕扯我。一边是现代理性的自我，告诉自己这纯属无稽之谈；另一边是根植于乡土文化深处的敬畏与恐惧。最终，对父母感受的顾及，以及对“不吉利”隐隐的担忧，占据了上风。我决定，不能坐以待毙。

晚上八点多，天已经完全黑透。山村的黑夜是浓稠的墨色，没有城市的光污染，只有零星几盏窗户里透出的微弱灯火，像黑暗中漂浮的孤岛。我揣上一颗忐忑的心，拿上手电筒，对母亲说了声“我去后山七叔公家看看”，便深一脚浅一脚地出了门。

通往七叔公家的路，是一条狭窄的土坡路。手电光柱在黑暗中晃动，只能照亮脚前一小片地方，两旁的树木和杂草在夜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窃窃私语的幽灵。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香烛和纸钱燃烧后的特殊气味，越往上走，气味越浓。我的心跳得厉害，手心也因为紧张而出汗。我不断在心里打着腹稿，该怎么开口才能显得既礼貌，又能达到目的。我只是一个即将出嫁的姑娘，去面对一个刚刚失去至亲、且并不算熟络的家庭，去提出一个看似非常不近人情的请求，这需要巨大的勇气。

七叔公家院子很大，此时已经搭起了简陋的灵棚。白惨惨的灯笼挂在门口，映照着门上贴的白色挽联。院子里人影幢幢，都是来帮忙料理后事的本家亲戚和邻居。低沉的哀乐从一台老旧的录音机里传出，混合着女眷们压抑的哭泣声，营造出一种沉重而悲戚的氛围。我的出现，像一颗投入暗流的小石子，引起了一阵细微的骚动。人们停下手中的活计，用各种复杂的目光看着我——有好奇，有疑惑，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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