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小事先做了些功课，她结合李文杰案的教训，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建立定期匿名举报箱的开箱核查制度，且必须有普通工人委员在场；要求厂里公开安全生产事故的初步报告，而不仅仅是内部处理；对财务报销、物资采购等关键环节，委员会应有随机抽查的权力。

她的发言条理清晰，切中要害，但说完之后，会议室里出现短暂的冷场。

工会主席咳嗽一声，笑了笑：“小周同志想法很活跃啊。不过，有些事牵涉面广，还是要讲程序，讲方法，慢慢来。厂里现在百废待兴，稳定压倒一切嘛。”

一位老师傅嘟囔道：“说是给我们权力，这权力怎么用，用不好可是要惹麻烦的……”

周小小感受到了那种无形的阻力，那是一种习惯于旧有秩序和潜规则的惯性，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性。她没再争辩，只是默默地把自己的建议详细写了下来，准备会后交给赵书记。

工作推进不易，但毕竟开启了一个口子。周小小的生活似乎步入了一种新的轨道。白天上班，偶尔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和学习，下班后回到宿舍。宿舍楼里人们对她的态度也变了，但那种“特殊”的对待，有时让她觉得比过去的孤立更让人孤独。她常常摩挲着那枚银锁片，它再无反应，仿佛只是一件普通的旧物。

就在她逐渐适应这种新常态时，一天下午，她收到了一封信。信封很普通，落款是“内详”。拆开信纸，上面的字迹挺拔有力：

“周小小同志：你好。冒昧来信。从调查组公布的通报中得知你的名字，并知悉了你为我母亲林晓梅昭雪冤情所做的一切。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我现名陈强，母亲去世后，我被送回南方老家由亲戚抚养，现于广州一家机械厂工作。母亲留下的日记里曾多次提到一枚银锁片，那是她预备留给我将来相认的唯一信物，对她、对我都意义非凡。不知此物是否仍在你处？若你愿意，盼能联系。再次感谢你的恩情。陈强（国强）”

信的最后附了一个广州的地址。

周小小的心脏怦怦直跳。国强！林晓梅儿子！他终于出现了！她立刻拿出那枚银锁片，仔细端详。原来，它不仅是揭露真相的钥匙，更是一位母亲留给儿子最后的爱与牵挂。她没有任何犹豫，立刻提笔回信，确认银锁片完好无损，并约他方便时可来红星厂，她将亲手归还这份珍贵的遗物。

信件往来需要时间。等待回信的日子里，周小小莫名有了一种期待。仿佛了结这件事，才能真正为这段诡异的经历画上句号。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李文杰虽然倒了，但他多年经营的关系网和留下的污泥浊水，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清除干净。

一天夜里，周小小加完班回宿舍。路过厂区那片废弃的料场时（魂影曾指引她在这里找到材料），她似乎听到旁边矮树丛里有窸窸窣窣的响声。她立刻警觉起来，停下脚步，厉声问：“谁在那里？”

响声消失了，只有风吹过破旧料堆的呜呜声。也许是野猫。但周小小的心却提了起来，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又回来了。她快步离开，回到宿舍锁好门，心跳才慢慢平复。

几天后，监督委员会开会讨论一起小型工伤事故的认定。事故本身不复杂，一个钳工在操作时被零件划伤了手，但追查原因时，发现是设备上一个安全罩缺失已久，却无人报修。工会主席倾向于认定为工人操作不慎，简单处理。

周小小却坚持要深究车间管理责任和安全巡检制度的漏洞。“如果只是归咎于个人，而不解决制度问题，下次可能就不是划伤手那么简单了！”她据理力争。

会议不欢而散。散会后，周小小去水房打水，听见隔壁男厕所有人低声说话，声音隐约耳熟，像是原来和李文杰走得挺近的一个车间调度。

“……就她能耐？真把自己当钦差大臣了？” “嘘……小点声。人家现在可是红人，有书记撑腰。” “屁！我看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等着瞧，这么爱管闲事，迟早惹祸上身……”

声音渐渐远去。周小小握着热水瓶的手紧了紧，指节有些发白。她知道，斗争并未结束，只是转入了地下，变得更加隐蔽。

第二天上班，她发现自己工具箱的锁被人撬坏了，虽然没丢什么东西，但工具被翻得乱七八糟。同组的工友面面相觑，没人说话。一种无声的威胁在空气中弥漫。

周小小没有声张，自己找来了新锁换上。她心里明白，这是警告。但她骨子里的倔强却被激发了出来。她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细致地留意车间的生产安全和各种不合规的现象，一一记录在本子上。

又过了几天，陈强回信了，信里说他已经请好假，不日就将北上前来取回银锁片，并当面致谢。信的最后，他写道：“母亲日记里常提到厂里那棵老槐树，说开花时很香。不知如今还在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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