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小的声音不高，但清晰有力，带着被冤枉的激动和恰到好处的愤慨。

她巧妙地将“来源不明的食物”具体化为众所周知、政治正确的刘家送的年礼，一下子就将这个指控的根基抽空了。

保卫科长显然知道刘技术员一家，听到这个解释，严肃的表情略微松动了一下。

他翻了翻桌上的材料，语气缓和了些：“周小小同志，不要激动。组织上也是收到反映，需要进行核实。这是对革命事业负责，也是对同志负责。你说刘技术员家送的饺子，有谁可以证明吗？”

“当时刘技术员和他爱人，还有他们的孩子小兵，一起送到我门口的。走廊里可能也有人看见，但我不确定具体是谁。”

周小小回答得很快，毫不迟疑，“科长同志，您可以向他们核实。我相信刘技术员一家会如实说明情况的。”

她刻意没有提及张婶可能也看见了，更没有说出刘家媳妇当时畏惧张婶的眼神。

现在不是拉扯这些的时候，必须快刀斩乱麻，将问题局限于可以核实、并且对自己有利的范围内。

科长和记录员低声交流了几句。家庭成分是历史问题，确实早已记录在案，翻不出新花样。

而“生活作风”这个指控，如果真如周小小所说，是工人同志出于感谢送的礼，那就不仅不是过错，反而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她与工人阶级的“良好关系”，与指控的意图完全相反。

科长抬起头，语气已经基本恢复了平常：“周小小同志，你的解释组织上会进行核实。你要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回去之后，继续好好工作，不要有思想包袱，但也要注意影响，严格要求自己。”

“是，科长同志。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愿意接受任何调查。也感谢组织给我澄清的机会。”周小小站起来，态度恭顺而坦然。

走出保卫科，冷风吹在发烫的脸上，周小小才感到后背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她知道，这一关暂时过去了。

保卫科只要向刘家核实，立刻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张婶这阴险的一击，打在了最坚硬的石头上，不仅没能伤到她，反而可能暴露她自己。

果然，第二天，刘技术员在走廊里遇到周小小时，略显尴尬但肯定地点了点头，低声快速说了一句：“保卫科找过我们了，我们照实说了。”周小小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没多说话。

这件事像一阵风一样悄悄掠过，没有掀起任何波澜。但周小小敏锐地感觉到，周围的气氛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张婶看到她时，眼神里的幸灾乐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难以掩饰的失望和更深的忌惮。

而一些原本对她敬而远之的邻居，目光中似乎多了一点点难以言喻的同情或认可——或许大家都心知肚明是谁在背后捣鬼，也看到了周小小稳稳地接住了这一招。

经此一事，周小小更加确信，在这个环境里，谨小慎微、隐藏自己是生存的基础，但偶尔展现出的韧性和清晰有力的反击，也同样必要。

保卫科问话的风波看似平静地过去了，但周小小知道，张婶绝不会就此罢休。她像一条潜伏在暗处的毒蛇，一次攻击未成，只会更加谨慎地等待下一次机会。周小小也更加警惕，言行举止愈发滴水不漏，除了必要的工作和生活，几乎不与人过多往来，将自己缩成一个沉默而模糊的影子。

天气渐渐转暖，厂区道路两旁的杨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但政治学习的寒风却并未随着季节回暖而减弱。四月初，厂宣传部和工会联合下发通知，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各车间、部门要积极开展“赛革命、比贡献、争先进”的活动，尤其要鼓励广大职工和家属“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通知要求，不仅要召开座谈会，还要举办“忆苦思甜”实物展览，用具体形象的方式教育群众。任务层层分解，最终家属委员会也领了指标，要征集旧社会能体现“苦”的物件，并举办一场家属区的“忆苦思甜”饭。

张婶作为家属委员会的积极分子，立刻活跃起来。她挨家挨户地动员，嗓门洪亮，道理一套一套的：“同志们，旧社会咱们工人吃不饱穿不暖，牛马不如！新社会是天堂，这福气不能忘本！谁家还有过去的破衣裳、要饭的碗、打狗的棍，都贡献出来！让年轻人看看，让娃娃们都知道！”

大多数人家哪里还留着那些东西，即便有，经过这些年也早当柴火烧了。张婶转了一圈，收获寥寥，不免有些悻悻然。

这天傍晚，周小小刚下班回来，正在公共水房洗菜，就听见张婶和几个妇女在院子里说话，声音清晰地传过来。

“……要说忆苦，咱们这儿还真有人最有‘体会’。”张婶的话里带着一种别有意味的引导，“那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太太小姐们，他们才最知道旧社会的‘甜’是什么滋味儿！咱们穷苦人受的苦，不就是他们造的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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