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电话，他翻开《香港特别行政区外事工作手册（试行版）》，这是交接仪式后连夜组织团队编写的，里面详细列明了外国机构与特区政府、中央政府的对接流程。他在“领事特权与豁免”章节旁批注：“需补充‘对等原则’条款，参照内地与各国的领事协定，确保权利与义务对等，绝不能搞特殊化。”

下午，香港中联办的视频会议接通了，屏幕上出现了几位特区政府的外事官员。“顾主任，昨天有个东南亚国家的商务代表团想直接与特区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涉及税收优惠政策，我们拿不准是否需要上报中央。”一位官员问道。

顾从卿调出《香港外事权限清单》，指着其中一条解释：“经济领域的合作协议，特区政府可自主签署，但涉及税收优惠额度超过年度预算15%的，需报财政部和商务部备案。你们看这条细则，里面有明确的量化标准，按这个执行就行。”他顿了顿，补充道，“下周我会派个工作组过去，带着细则逐条解读，确保每个环节都衔接顺畅。”

会议结束时，对方忽然说：“顾主任，香港市民都在传，说交接仪式那天，您在后台盯着升旗手练了二十多遍步幅。”

顾从卿笑了笑：“不是我盯着，是亿万双眼睛盯着。现在轮到你们接手，更要事事细致——外事工作无小事，每一个签字、每一次握手，都代表着国家形象。”

傍晚，他整理文件时，发现压在最底下的是一张泛黄的谈判记录复印件，那是1985年他第一次独立起草的谈判纪要，上面有老领导用红笔改的密密麻麻的批注，最后一句是“站稳立场，灵活处置”。他忽然觉得，这八个字正是这十几年工作的缩影——交接仪式上的寸步不让，是“站稳立场”；如今与外国机构的顺畅衔接，是“灵活处置”。

王秘书进来送咖啡时，看见他对着旧文件出神，轻声说：“主任，香港那边刚发来消息，首批获得特区政府认证的外国企业已经完成注册，比预期多了37家。”

顾从卿接过咖啡，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心里踏实了不少。他知道，交接仪式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让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顺畅地融入国家的外事体系。就像此刻办公桌上的文件，旧的还没整理完，新的已经排上了日程，但每一页都写着同一个方向——让这片回归的土地，在世界舞台上，以“中国香港”的名义，走得更稳，更远。

他拿起笔，在新的工作台账上写下：“7月10日，召开首次香港特区外事工作协调会，议题：外国驻港机构权限复核与新对接机制培训。”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在为新的开始，写下清晰而坚定的注脚。

七月中旬的协调会开了整整一天，会议室的空调嗡嗡作响，却驱不散满室的凝重。顾从卿面前摊着三份文件：英国驻港总领馆关于“保留司法协助优先通道”的申请、美国商会提交的“外资准入特殊条款”建议，以及香港本地律师事务所整理的“涉外纠纷管辖权限疑义”报告。

“先谈司法协助的事，”他手指叩了叩桌面，目光扫过在座的司法部、外交部同事，“英方想沿用回归前的‘直接对接’模式，绕开中央联络办，这不符合‘一国两制’下的司法主权原则。回复他们：所有跨境司法协助，必须通过特区政府律政司与内地最高法、最高检对接，我们可以建立快速通道，但程序不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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