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嘉树第一次见到陈若雪，是在二〇〇六年的冬天。

那年他二十四岁，刚考上公务员，被分配到区里的民政局，每天的工作是整理档案、写写材料、接待几个来咨询低保政策的老人。日子像杯温水，不烫嘴也不暖胃，但胜在安稳。

他妈刘婉清逢人就说：“我们家嘉树，在机关单位上班，铁饭碗。”语气里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满足。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他去医院给单位的一位退休老同志送慰问品。老同志住在市人民医院的内科病房，他拎着一箱牛奶一袋水果穿过走廊，拐弯的时候差点撞上一个护士。

护士推着治疗车，车上摆满了输液瓶和棉签碘伏。他往左让，她也往左，他往右让，她也往右。两个人在走廊上僵持了两秒，她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

那个眼神谈不上温柔，甚至带着点不耐烦——医院走廊永远嘈杂，呼叫铃此起彼伏，她大概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个小时。但她那双眼睛很亮，像冬天早晨结在窗玻璃上的霜花被阳光照透的那一刻，冷而清。

“你走不走？”她问。

何嘉树赶紧侧身贴墙，让她先过。她推着治疗车从他面前经过，他闻到了一股消毒水和某种淡淡的洗发水混在一起的气味。不算好闻，但印象深刻。

后来他才知道，那是陈若雪。

再后来，他知道了她的更多事情：市卫校毕业，在市人民医院实习后留下来，家在外地的县城，一个人在城里租房住，轮班制，经常值夜班，黑眼圈很重但从来不化浓妆。

他们的恋爱谈得顺理成章。

何嘉树的单位离医院不远，他下班后常常去医院门口等她，有时候她加班到八九点，他就在医院对面的奶茶店坐着等，一杯原味奶茶喝到珍珠都泡发了。

她出来的时候总是疲惫的，但看到他，会笑一下——那种笑不太明显，嘴角只是微微翘起，但何嘉树觉得够了。

刘婉清一开始不太满意。她的原话是：“护士太辛苦了，三班倒，以后结婚了顾不了家。”

何予安在旁边翻报纸，头也没抬，说了一句：“人家姑娘靠自己吃饭，有什么不好。”

刘婉清瞪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何嘉树把陈若雪带回家吃饭那天，刘婉清做了一桌子菜。红烧鱼、糖醋排骨、清炒时蔬、老母鸡汤。

陈若雪坐在餐桌前有些拘谨，筷子夹菜的时候手微微发抖。

刘婉清看在眼里，给她夹了一块排骨，说：“多吃点，太瘦了。”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没有什么尴尬，也没有什么热络。像大多数中国家庭的初次见面，客气里有试探，温和下有打量。

吃完饭后陈若雪要帮忙洗碗，刘婉清拦住了，说你是客人，不用。

何嘉树送陈若雪回家的路上，她坐在公交车的靠窗位置，看着窗外流动的霓虹灯，忽然说：“你妈妈挺好的。”

何嘉树说：“她人不错，就是有时候话多一点。”

“话多没事，”陈若雪说，“我从小没妈，有人跟我说话我还挺高兴的。”

何嘉树心里动了一下。他知道陈若雪的身世——母亲在她十二岁那年因病去世，父亲在县城工厂上班，后来又成了家，她跟继母关系一般，初中毕业就去读了卫校，算是早早地独立了。

那一刻他想，他要对她好。

二〇〇七年秋天，他们结了婚。婚礼不大，在酒店摆了十五桌，刘婉清张罗了一切，从喜糖到司仪到桌签，事无巨细。

何嘉树穿着租来的西装，陈若雪穿着租来的婚纱，两个人站在台上敬酒，笑得都有些僵硬。

婚后他们跟何予安、刘婉清住在一起。房子是单位早年分的福利房，三室一厅，九十多平米，不算宽敞但够住。

何嘉树把次卧收拾出来当婚房，刘婉清换了新的窗帘和床单，还买了一对红枕头放在床上。

陈若雪没有提出要搬出去住。她从小缺乏家庭温暖，内心深处对“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这件事有一种本能的向往。

她想，别人都说婆媳关系难处，那是别人的问题，她不信。她是个护士，耐心好，脾气好，能熬夜能受气，还搞不定一个婆婆？

新婚头两年，日子确实过得不错。刘婉清每天早上起来做早饭，陈若雪如果上白班就一起吃，如果上夜班就睡到中午。

刘婉清会把她那份饭留在锅里温着。陈若雪偶尔给刘婉清买衣服，虽然刘婉清的审美跟她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她挑的款式刘婉清嫌老气，刘婉清喜欢的颜色她觉得土——但两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份平衡。

何予安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退休后每天的生活就是出门、回家、吃饭、看新闻。他早上七点多出门，有时候说去公园下棋，有时候说找老同事喝茶，有时候什么都不说，拎着一个保温杯就走了，到晚上五六点才回来。

刘婉清抱怨过几次，说他一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都不管。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