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现实条件的压力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却说起小小的虚伪话，那就是，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之不合理，首先必须研究这种不合理的事。这是一种小小的虚伪，可是这小小的虚伪把他引进了大大的虚伪中，如今已不能自拔。

他是在东正教的影响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都要他信东正教，他不承认这个教就无法继续从事自认为有益于众人的活动，所以等他向自己提出东正教是否正确的问题时，事先已经有了答案。所以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30]的着作，却读起黑格尔的哲学着作和维奈、霍米雅科夫[31]的宗教论着，自然，他也就在这些着作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一种类似宽慰话和为宗教教义辩护词的东西。他在这种教义熏陶下长大，可是他的理性早已把这种教义否定了。然而，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就充满烦恼，只要承认教义，一切烦恼立即烟消云散。于是他学会了种种流行的诡辩，例如个人的智慧不能认识真理，只有人类智慧的汇合才能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启示，而启示就寓于教义之中；等等。从此，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安魂礼拜、弥撒，持斋，对着圣像画十字，而不感到是在做假，也就能继续在机关任职，而在机关任职就能觉得自己在做有益的事，他在没有欢乐的家庭生活中也可以由此得到安慰。他以为他是在信教，可是同时，他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真切地意识到，他这种信教一点儿也“不对头”。

就因为这样，他的眼睛总是带着忧郁的神气。就因为这样，他一看见当年他认识的聂赫留朵夫，就想起当年他还没有染上这些虚伪习气时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在他急不可待地向聂赫留朵夫暗示了自己的宗教观之后，他比任何时候都深切地感觉到这一切“不对头”，于是他更是忧郁得不得了。聂赫留朵夫见到这个老朋友，开头的一阵高兴过去之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感觉。

就因为这样，他们两人虽然彼此许诺还要见面，却都没有找机会相见，在聂赫留朵夫这次来彼得堡期间，他们就再也没有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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