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广德写信，自然是给王家屏的回信。

他在内阁，能够在内阁商议此事时说上话。

他已经在阁议里旗帜鲜明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就算想要退缩也是不能。

魏广德猜的不错，王家屏当时也是过于激动了，直接把自己的态度确定下来。

等散会后稍加思量，就发觉自己做差了，不该如此的。

所以，他也是第一个往江西送信的人。

已经得罪了同僚，以后想要坐稳阁老的位置，还得靠江西那位了。

而魏广德此时，就满心纠结的开始把自己琢磨出来的，修改完善考成法的思路渲染于纸上，通过王家屏在内阁里说出来。

他当初为什么把内阁票拟奏疏的权利大量下放，自己只关注少量重要的奏疏，还不是每日的简报过于繁杂。

其中，除了当日奏疏简报外，还有关于考成法下各衙门完成政务的统计名册。

张居正强势，在考成法中体现的极为明显。

考成法实质是“内阁—六科—六部”的垂直高压管控，权力高度集中于内阁。

虽然张居正也把部分权利转让给魏广德，但大权依旧在其手中。

这样的制度下，政策的执行皆赋予其一人，稍微差池就是“人亡政息”的结局。

或许，张居正认为他已经完整的掌握了六科，而都察院那边，魏广德明显有比较深的布局，所以直接从他这套管理体系里被踢出去。

这其实也是一些人认为张居正擅权的理由之一，他居然能掌控六科，以皇帝年幼的名义，获得六科人事任免权利。

要知道，六科是皇帝驾驭朝廷的工具。

而魏广德思考的改革办法，第一条就是让都察院接过内阁的监督大权。

都察院接手对六部五寺的工作进行审核，审核接过报内阁和六科，而六科的复核结果报皇帝。

这个举措看似微小，但缺少制度化的一大步。

因为增加了都察院手里的权力，大明朝的任何一个衙门，都不会允许轻易被剥夺某项权力。

将制度化考成法权力赋予都察院，就可以保证此制度的长期执行。

都察院可以一代代换人，但绝对没有人会甘心到手的权力分出去。

若是有了这个制度，申时行提出想法后，都察院会想疯狗一样扑上去撕咬、弹劾。

别忘了，都察院御史的别称叫什么。

同时在六科也是一样的，获得权力而且直达天听，不再受内阁钳制，等于摆脱了张居正留在他们头上的枷锁，让他们重新直接对乾清宫负责。

张居正致仕到魏广德接任，万历皇帝都没有解除早前的旨意，监督六科的权力，魏广德一直在承担。

或许，这也是万历皇帝不想让魏广德多想，毕竟这个权利他曾经赋予张师傅。

而在张师傅致仕后，魏师傅接手他就收回这道旨意，魏广德会如何作想？

而现在，就是魏广德主动交回这道权力的时候了。

至于考成法的放宽，魏广德也很快就开始在纸上开始记录。

张居正上位时朝廷财政紧张，地方积欠严重，所以考成法的重点就放在收缴钱粮上。

在当时，这样的政策无可厚非，魏广德也不觉的有错。

而今时过境迁，自然要与时俱进。

财政没那么紧张，那么过去那套就要变，摒弃唯“钱粮、结案率”论，引入民生改善、司法公正、社会稳定等多元指标，并设定合理的权重，防止单一指标倒逼下的动作变形和竭泽而渔。

实际上崇祯朝末年，为了丰盈国库弥补不足，好应付南北两股势力的夹击，崇祯皇帝又祭出过考成法。

但那时候的考成法已经演变为单纯的财政掠夺工具，钱粮没收上来多少，反而加剧官民矛盾。

政策这东西，万历朝有用，但是到了崇祯朝末期就成为毒药，根本不能碰。

而大明朝许多的失误，其实多多少少都有效仿前例导致适配不足，反而坏事儿。

比如崇祯朝为了节省开支，于是大肆裁撤地方衙门，最后逼出个李自成。

实际上，在地方维稳的大环境下，基层建设不是削减而是要加强。

把青壮笼络到朝廷手里，避免他们生事才是当务之急，而绝对不是裁撤，放任自流。

裁撤冗员这套，盛世的时候朝廷就经常干，结果还不是裁撤没半年就激烈反弹，死灰复燃，甚至更甚之前。

这都是历史教训。

魏广德从不认为裁撤冗员有效，最好的法子还是可控下的分流，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进退自如。

不过对于官员过错的惩治，魏广德依旧不打算交到都察院或者六科手里，而是依旧由内阁决定。

其实就是首辅之责，牢牢抓住下面官员的乌纱。

有了惩治之权，下面官员若有敷衍推卸，他大可以过错的形式，越过吏部直接处罚。

当然，五品以上官员的乌纱，还是会事先征得乾清宫的同意，这点魏广德也不敢揽权，免得以后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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