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11年的年初,我写了一篇新年随笔,如今去翻一翻,随笔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个小时前我刚从装修的房子里走出来,时间是早上十一点,今天出了太阳,很暖和。我买了一套房子,十二月三十号交的房,现在弄好了厨房、厕所……”
如今我仍旧记得一部分当时的心情,我在随笔里说,生活还是比以前好过得多了,装修完毕以后,想必可以松上一口气,然后专心来写这些东西。
实际上,10年的下半年到11年的上半年,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历着整个人生——到目前为止——也许是最困难的境地。
当初为了买房,我攒了一笔钱,这笔钱并不多,几万块钱用来付房子的首付而已。我是一个习惯于计划的人——大部分事情我懒得动脑,但若是要做的,通常会计算清楚——那一笔钱刚刚够首付,或许稍微有些节余,但并不多。
遇上的事情也很简单,房子在10年的下半年就已定下,首付前的几个月,一位伯伯过来借钱,他在桂林做传销,亏了许多钱,此时适逢儿子结婚,家里能拿出的钱不多,希望这边可以帮忙。父亲跟他有些情分,我打听一下,儿子结婚,他们家只拿出了两万块,我从买房的钱里抽了一万出来,觉得这样也算尽力了,因为按照计算,哪怕他不还我钱,到首付曰期时,我手头的钱也不至于耽误买房的事情——虽然当时对方信誓旦旦地说是要还的。
然而一万不够,对方见这边还有钱,就要继续借。父亲对其很是相信,过来帮忙劝说,说对方很守信用,很好的一个人,那边则说他在桂林还有个门面,其实下半年就会卖掉了,十多万云云,一定不会耽误这边的事情。我也就信了,后来陆续借了三万四——这个数目我记得很清楚——这笔在现在看来或许已经不多的钱,后来成为了勒在脖子上的绞索。
理所当然,钱没有及时还来,难关既然已经过了,卖门面的事情自然再不提了。而我也实在是将钱的数目掐得太准,当首付曰期将近,没有多少的缓冲。当时又出了另一件事,银行将首付借贷由两成提高到三成,原本手头的钱,就更加不够了。
我已经很难详细形容当时的感觉,父母当时没有多少收入,我在家中每个月几千的稿酬已是高薪——我们买的是小地方的房子,价格是不高的,也是因此,每个月的稿酬一到,就像是遇上了海绵的一小杯水,它总是可以缓解问题,但问题又总是紧跟在后面追上来。
或许在一些人眼中,这也是些小问题,只要找人帮忙即可。不过对于当时我的家庭来说,一则我的弟弟从小生病,家里在给他治病的过程里,卖了房子卖了地,能够举债的亲朋,基本上已经借过,二则我自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因为这些原因连大学也没有读,不是饿肚子而是买房子这种事,我也绝不愿意跟人开口借钱了。于是一切便到了愈发窘迫的地步。
这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从买完房子到装修完毕,我如今记得清楚一点的是颠倒曰夜的作息——基本上是累了就睡,睡够了就起来,继续坐在电脑前面码字或者发呆——以及打开灯时看见每天掉在枕头上的头发。
在二十五岁这样的年纪上,掉了一年的头发。
那时候巨大的负担主要是心理上。有时候累得狠了,是会在房间里哭出来的——不过我他妈的可不承认这是我娘炮的象征。
如今说起这些是因为已经时过境迁。其实在当时,如果我愿意,对于境况的缓解,我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想办法加快写书的速度也就可以了。
我当时已经写完《隐杀》,有了一部分的读者基础,《异化》虽然开头调整很多,口碑并不如已经完结的《隐杀》,但实际上的订阅量比《隐杀》更新时还是犹有过之的。在写《隐杀》时便有许多叫我加快更新的声音,《异化》时就更多了。然后在那段时间里,我很大一部分的心理压力,实际上也是来自于那本书。
现在如果要我准确形容,那压力在于:我害怕自己在某一天向人妥协,又或者是向其他的什么东西妥协。
我始终知道,人是会为了自己所处的状态寻找意义的生物。譬如你沉迷游戏,你会说我在这其中获得了友情;你长于运动,你会说,不运动的都是娘炮;你会喝酒,你便说不喝酒不是男人;你是黑社会,你会说我们讲道义,重义气;倘若你写书,写得快,你会说我有职业道德;写得一般,你会说我们不过是在写网文的;你只求赚钱,“人生中可不就是为了钱吗”。
如果有一天,我加快了速度,甚至以敷衍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事业,我想必也会找出这种种令我自豪的理由来:我有了更多的读者,更多的人夸奖我了,我拥有职业道德,而且……既然这么多人都在夸我,显然我写了一本好书。
人为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寻找意义,远比为了某种意义寻找位置的情况要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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